香港中环的午后,阳光透过恒基中心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玻璃,在红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维多利亚港的渡轮如银色游鱼穿梭在海面,远处的金融中心高楼鳞次栉比,却没有内地城市那种拔地而起的仓促与喧嚣。陈启棠坐在宽大的真皮座椅上,指尖摩挲着玻璃下压着的那张泛黄字条——1997年,破产的老友留给她的最后一行字:“贪快者亡,稳者恒昌”,墨迹虽淡,却如烙印般刻在家族基因里。
桌上的平板电脑突然弹出一条银行到账通知,陈启棠瞥了眼屏幕,抬眸看向推门而入的陈文博。年轻人手里攥着一份资产报表,衬衫袖口挽起,眉宇间还带着几分对内地市场的残留热望:“爸,伦敦和悉尼的租金刚到账。金丝雀码头写字楼收了620万港币,情人港商业地产480万,加起来1100万,比上月多20万,是悉尼租户续租时主动涨了5%。”
他把报表递到桌前,纸张上的数字整齐排列,像一串沉稳的节拍:“上海静安区那栋楼也按时打了500万租金,三家租户——跨国律所、金融公司、咨询机构,都是长期合约,从来没拖欠过。”
陈启棠接过报表,目光扫过“全球资产收益表”那栏,伦敦、悉尼、上海的租金曲线如平缓的溪流,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微斜角度,与内地房企财报里那些陡峭的波动斜率形成刺眼对比。他端起桌上的紫砂茶杯,抿了口温热的普洱,茶香混着海风从窗外飘进来,带着岁月沉淀的安稳:“我早说过,离岸资产不是用来赚快钱的,是我们家的压舱石。”
“可内地有家开发商找过来,想跟我们合作拿深圳的地王。”陈文博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心里的念想,“他们说年化收益能到30%,只要我们出20%的资金,剩下的靠信托和银行贷款,风险他们兜底。”
陈启棠闻言,放下茶杯的动作顿了顿,指腹轻轻敲击着报表上“内地业务占比10%”的字样,眼神里带着一丝讥诮:“兜底?1997年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政策托底,稳赚不赔’,结果呢?我的老友从写字楼跳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没兑现的收益承诺。”
他伸手拿起那张1997年的字条,递给陈文博:“你再读读这个。真正能兜底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承诺,是自己的底线。负债率不超25%,自有资金不少于60%,不碰高杠杆,不赌政策风向,这三条,是我们恒基的命。”
陈文博捏着那张薄薄的字条,指尖能触到纸张的粗糙纹理,就像父亲经历过的风浪。他想起去年抛售广州写字楼时,自己还心疼少赚了10%,可如今那栋楼的价格已经跌了15%,接手的开发商正被信托公司追着催债。“可30%的收益……”
“30%的收益,背后就是300%的风险。”陈启棠打断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内地房企的债务报表,“你看,这家抢地王的公司,负债率95%,靠8个信托产品、12家银行的授信撑着,一旦销售回款变慢,就是多米诺骨牌倒塌。内地的地王看着风光,其实都是炸弹,引线就在政策和市场手里。”
他指着报表上的租金数据:“我们伦敦的写字楼,租户是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租期10年,每年自动涨租3%;悉尼的商业地产,楼下是超市、楼上是公寓,租金月月饱满;上海的那栋楼,靠着静安寺商圈,租户求着续租。这些资产,不用跟政府打交道,不用应对业主维权,不用半夜起来看政策新闻,租金按时到账,比内地那些靠杠杆堆起来的‘百亿营收’踏实一百倍。”
陈启棠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平静的海面:“内地的钱,赚得快,亏得更快。就像海浪,涨得越高,跌得越狠。我们做家族生意,不是赌大小,是要走得远。恒基能在香港立足几十年,躲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扛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靠的就是‘稳’。离岸布局不是逃离,是给自己留一条永远不会被风浪掀翻的船。”
陈文博想起上周去上海考察,那栋写字楼的物业经理跟他说:“陈先生,你们恒基的楼,是这一片最省心的。别的开发商总想着涨租、换租户,折腾来折腾去,反而空租。你们不贪多,租户稳定,租金也合理,我们都愿意长期租。”
“这就是稳的好处。”陈启棠转过身,语气平和却坚定,“快钱烫手,稳钱安心。我们现在每月1500万的租金收入,除去运营成本,纯利润1200万,一年就是1.44亿。这些钱,一部分转入家族信托,留给你的孩子;一部分再去伦敦看看有没有成熟地段的商业地产,优先选全款能拿下的,不要碰任何贷款。”
“我明白了。”陈文博点点头,心里最后一丝对内地快钱的念想也消散了。他看着桌上的全球资产分布图,香港、伦敦、悉尼的标记用红圈标出,像三颗稳固的星辰,而内地的标记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蓝点——上海静安区的写字楼。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