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改革 第59章 无谷人

辽东，

自去年营口城下，那位大明天子为救数万草民，竟单人独骑，执剑邀战虏酋多尔衮的事迹传开，朱由检这三个字，便不再是庙堂之高悬的牌位，而是化作了辽东土地上滚烫的烙印。

茶馆酒肆，田间炕头，无人不在传颂。说书人将那段惊心动魄编成了话本，唾沫横飞地讲述陛下如何天神下凡，怒目圆睁，一声大喝便吓得数万建奴铁骑逡巡不前。

那掷地有声的“有本事，就来取！”成了辽东汉子们最提气的口头禅；那面在城头猎猎作响的日月星辰旗，成了飘在所有人心头的信念。

自然了，那天子回到行在后，几乎是瘫软在地，由内侍颤巍巍地换下那条已被冷汗与冰碴浸透、冻得硬邦邦的裘裤的狼狈，是无人得见的。

那些从建奴刀下捡回性命的百姓，眼中只映着陛下如山岳般挡在他们身前的背影，耳中只回荡着那声嘶力竭的“快跑！”。

他们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片段，与想象中帝王的英武糅合在一起，用心血和感激，一层层将那个身影镀上金身，塑成了辽东风雪中最坚不可摧的神只。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也算好。

然而，朱由检那近乎疯狂的举动，其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早已超越了战场本身。

它像一粒火种，被辽东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飘进了每一个在满清铁蹄下挣扎求生的汉人心中。

满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扬大明皇帝如何昏聩、朝廷如何**，汉人若回去将如何被猜忌、被奴役……这些精心编织的宣传，在朱由检掷地有声的“朕与你们同在”面前，在那面为他子民而升起的日月旗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现实的苦难与对故国的向往交织，催生出一股无法抑制的潜流。

一开始是三三两两的冒险，很快便发展成拖家带口的逃亡。田埂边、山林中，越来越多的人冒着被抓住处决的风险，朝着南方，朝着传说中那个会为百姓挺身而出的皇帝所在的方向，艰难跋涉。

这股日益汹涌的逃亡潮，终于让稳坐盛京的多尔衮再也无法安枕。

人口的流失，尤其是精壮劳力和熟练工匠的流失，动摇的是他统治的根基。

最初的警告、加派的巡逻、残酷的示众……一切常规手段似乎都收效甚微。

那个明朝皇帝的身影，仿佛一道无形的号召，比任何檄文都更具蛊惑力。

盛京皇宫中，多尔衮的面色一日比一日阴沉。他翻阅着各地呈报上来的逃人数字，眼中最后一丝犹豫被冰冷的杀意所取代。

他不能坐视自己的国力被这样一点点掏空。

“传令下去，”他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重启……‘无谷人’之策。”

多尔衮的目的清晰而冷酷：他必须维系满洲八旗这把利刃的锋利。

弓马骑射是立身之本，劫掠赏赐则是激励士气的命脉。然而，如今的外部环境已非皇兄皇太极时代那般宽松。

明朝的水师如一道移动的壁垒，牢牢锁死了漫长的海岸线，曾经劫掠朝鲜、甚至远航日本的通道被彻底斩断。

朝鲜边境线上，昔日富庶的村镇早已化为连绵的军事堡垒，坚壁清野，无从下口。

更北方，那个被称为“罗斯”的遥远国度，似乎也已放弃了向东的远征，让他连劫掠偏师的机会都无从寻觅。

外部的财路被一一堵死，内部的矛盾便愈发尖锐。

这把渴望嗜血的刀若不能砍向敌人，便只能调转锋芒，挥向自己统治下的土地。

既然无法用明朝或朝鲜的财富来犒赏麾下的虎狼之师，那么，纵容他们去抢劫、去屠杀那些被划为“无谷”的汉人，便成了多尔衮唯一的选择，也是维系他统治基础最直接、最血腥的手段。

屠刀挥向的，是那些他本应庇护的子民，但这已是他维持八旗战力，所能付出的最“廉价”的代价。

崇祯十八年，八月。

大凌河城，辽东督师衙门。

袁崇焕端坐主位，眉头微锁，正与辽东知府阎应元、辽南知府杨廷麟，以及几位因各种缘由滞留于此的“客卿”——沉迷于军工改良的宋应星、精于火器绘图的王徽、博闻强识的方以智等人——商讨要务。

议题核心，便是秋收在即，如何应对建奴极可能发起的、旨在“就食于敌”的大规模掠边。粮秣、防务、兵力调配……每一项都关系着辽东的生死。

“……故各堡需加紧抢收，坚壁清野务必彻底……”袁崇焕的手指划过地图，话音未落。

“哐当——”

房门被猛地推开，沉重的声响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督师副将何可纲大步闯入，他惯常冷峻的脸上此刻更是阴云密布，仿佛能拧出水来。

他甚至来不及抱拳行礼，低沉的声音便已砸在每个人的心头：“督师！各位大人！建奴动了！”

只此一句，方才还在探讨的所有预案，瞬间从纸面被拉入了血淋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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