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大明如今算不算中兴,答案如同一枚旋转的银元,两面皆有。
说它“算”,是因为帝国已从垂危中复苏。通过清丈田亩、推行阶梯税制,最恶性的土地兼并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国库岁入稳步增长,新军兵强马壮,海上贸易的利润如同江河般源源不断注入。
说它“不算”,则是因为沉疴未清。
绝大部分的膏腴之上田与中田,依然牢牢掌握在宗室、勋贵和官绅豪强手中,他们如同巨大的海绵,吸走了土地最丰沛的养分。
朱由检虽将税负定得不算苛刻,但占绝大多数的下等田,其贫瘠的产出上限就摆在那里。如今的大明百姓,多数人总算能从“求生”步入“生活”——能吃饱饭,每周饭桌上能见点荤腥,逢年过节舍得杀鸡宰鸭。
这已是太平光景,但距离“家给人足,仓廪殷实”的盛世景象,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然而,坐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对此并不满意。
这位灵魂来自后世的皇帝,心里揣着一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标杆。他觉得,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应该再提高一点”。他脑海中没有“小农经济天花板”的概念,只有“为何不能更好”的执念。
好吧,若以十七世纪全球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这位皇帝陛下,多多少少是有些“不知好歹”了。
此刻,放眼寰宇:
欧洲正深陷三十年战争的泥潭,德意志地区十室九空,易子而食并非传说。
奥斯曼帝国虽疆域辽阔,但其治下的巴尔干与阿拉伯农民,仍在沉重的税负下挣扎求生。
遥远的莫卧儿帝国,绚丽的泰姬陵背后,是无数佝偻的农奴在用血汗支撑着贵族的奢华。
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星球上,能叫得上名号的大帝国里,没有任何一国的普通平民,能像大明子民这样,基本免于战乱,享有温饱,并能看到一丝安稳度日的希望。
于是,一项被朱由检称之为“农业改革2.0”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与之前那些天马行空、时而伴随爆炸的“发明创造”不同,这一次,皇帝是铁了心要脚踏实地,解决帝国最根本的命脉问题——如何将广袤而贫瘠的下等田,改造为能产出更多粮食的中等田,乃至上等田。
暖阁内,朱由检召来了已被授予工部郎中实职的宋应星。
“宋爱卿,”朱由检开门见山,指着桌案上关于各地田亩等级的奏报,“朕欲提升天下之下田肥力,使瘠土化为沃壤,爱卿精通格物工技,于此……可有良策见解?”
宋应星闻言,并未立刻回答。他沉吟了片刻,花白的眉毛微微蹙起,似乎在脑海中飞速翻阅着他数十年来走访南北、观察记录的无数农事见闻。他知道,陛下此问,关乎国本,绝非儿戏,必须慎之又慎。
最终,他抬起头,目光沉稳,言语间带着科学家特有的审慎:
“陛下志在厚生,臣钦佩万分。提升地力,古已有法,并非无迹可寻。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陛下需知,此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非可凭空造物之神技。”
他向前半步,开始条分缕析地阐述他的见解,所言皆立足于当时的农业认知与实践:
“臣游历四方,所见提升地力之法,大抵有几条路径,然皆有其限。”
“其一,广积肥壅。除人畜粪便外,河泥、草皮、腐秸、坑土,乃至煅烧骨粉,皆可积为肥料,设法送入田中。此法稳妥,然需年复一年,持之以恒,且肥源收集、转运耗费民力极巨。”
“其二,改良耕作。如推行区田法,精耕细作,保墒抗旱;或行稻肥轮作、粮豆轮作,借豆科之物回补地力。此法能保地方不衰,然欲使‘下田’跃升为‘中田’,非数年之功不可见其效。”
“其三,兴修水利。此乃根本之一。许多下田,并非土质不堪,实因灌溉无着,望天收成。若能将《泰西水法》与臣在《天工开物》中所载之龙骨水车、虹吸等器结合,广开沟渠陂塘,使旱能浇,涝能排,则产量必增。然此工程浩大,所费不赀。”
说到这里,宋应星深深一揖,道出了最核心的困难:“陛下,以上诸法,皆需投入海量人力、物力与时光,如同文火慢炖,徐徐图之。究其根本,土地之‘分等’,乃天时、地利、人力综合所致。 我等能做的,是尽人力之极限,改良其‘地利’,比如疏通水利,增施肥料。但若想彻底改变其先天禀赋,比如将一片贫瘠的沙壤直接变为膏腴之地的黏壤,或让苦寒之地的生长期凭空延长一月……此实非人力所能及也。”
他的结论清晰而务实:改良可行,但代价巨大且效果有限;而想要大规模地、本质地提升土地等级,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无疑给朱由检雄心勃勃的农业2.0计划,浇下了一盆基于现实的冷水。
朱由检听完关于土地改良那漫长而艰巨的论述,并未气馁,他话锋一转,又抛出了另一个关乎民生肉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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