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蓟辽总督陈新甲早已肝胆俱裂。祖大寿、何可纲及四万关宁精锐全军覆没的噩耗,将他那点纸上谈兵的虚妄自信彻底击得粉碎。
他从未真正经历过如此规模的血腥败绩,更无法想象皇太极的用兵竟如此狠辣果决。极度的恐惧之下,他竟然全然不顾身后那剩余八万大军的安危和整个帝国的战略态势。
他带着残存的部队,如同惊弓之鸟,仓皇绕道龙井关,一头钻进了相对“安全”的蓟镇防区。
一进入蓟镇城墙的保护范围,陈新甲便如同瘫痪了一般,再也挪不动半步。他下令全军就地驻防,深沟高垒,做出一副严防死守的姿态,实则完全是畏敌如虎,只想躲在这暂时的避风港里,对外界天崩地裂的变化充耳不闻。
这下,可急坏了军中的少壮派将领,尤其是吴三桂和祖宽等人。
吴三桂的舅舅正是战死沙场的祖大寿!闻听舅父力战殉国,尸骨无存,吴三桂已是心如刀绞,悲愤交加。
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率军杀回辽西,哪怕拼个鱼死网破,也要为舅父报仇,收复失地,夺回祖大寿和数万弟兄的遗骸。他见陈新甲如此龟缩不前,简直急火攻心。
而祖宽更是祖大寿的家丁出身,是祖家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将领,与祖大寿情同父子,与何可纲也是多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袍泽。主将惨死,他却只能窝在这蓟镇无所作为,对他而言每一刻都是煎熬和耻辱。
两人几乎是日日求见,夜夜劝谏。
吴三桂强压着怒火,语气焦急:“督师!我军虽新挫,但主力尚存,八万将士求战之心炽盛!山海关乃天下第一关,岂容有失?当速速整军驰援,依托关城,尚可与虏酋一战!若在此迟疑不前,一旦山海关有变,京师震动,我等皆成千古罪人啊!”
祖宽则更为激动,他双目含泪,声如洪钟:“督师!大帅和何将军死得壮烈,四万弟兄的血不能白流!咱们关宁军没有怂包!请督师给末将一支令箭,末将愿为前锋,拼死也要杀回锦州,替大帅报仇!就算战死,也好过像如今这般窝囊地困死在这里!”
然而,无论他们如何陈说利害、如何激昂请战,已经被吓破胆的陈新甲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是烦躁地挥挥手,用一些“稳重持重”、“从长计议”、“谨守要害”的套话搪塞,严令各部不得妄动,违令者斩。
转机的到来,充满了弘光朝堂特有的荒诞与讽刺色彩。
率先向困守蓟镇、畏敌不前的蓟辽总督陈新甲发难的,并非朝中哪位正直的言官,而是那位早在山海关闻风先逃、导致防线总崩溃的监军太监——高起潜!
高公公一路仓皇逃回北京后,惊魂甫定,便开始敏锐地盘算起来。
他深知,锦州陷落、辽军惨败这等天大的祸事,必须有人来承担罪责,而这个人都绝不能是他自己。于是,他迅速发挥其颠倒黑白的本领,抢在一切弹劾奏章之前,秘密呈递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抵御前。
在这份奏疏中,高起潜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洞察秋毫、忠君为国的孤忠之臣。
他痛心疾首地参劾陈新甲:“……蓟辽总督陈新甲,受陛下重托,却畏虏如虎,屡失战机!坐拥十万大军,竟逡巡于蓟镇,畏葸不前,徒耗国家钱粮巨万!更兼指挥失当,致令祖大寿、何可纲等忠勇之将深陷重围,四万精锐一朝尽丧,实乃丧师辱国之首罪!身为督师,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虏焰嚣张,疆土沦丧,其罪当诛!”
奏疏写得义正辞严,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绝口不提他本人听闻警讯便弃关先逃、致使军心溃散的滔天大罪,将所有败责精准地、一股脑地全部扣在了远在蓟镇、有口难辩的陈新甲头上。
这份奏疏完美地迎合了弘光帝朱由崧的需要。他正因前线惨败而焦头烂额,急需一个替罪羊来转移朝野视线,安抚沸腾的物议。高起潜的指控来得正是时候!至于真相如何,他根本懒得去细究。
于是,一道严厉申饬并锁拿陈新甲回京问罪的圣旨,很快便从北京发出,朝着蓟镇疾驰而去。
圣旨的内容严苛,以弘光帝朱由崧的名义,对蓟辽总督陈新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申饬,痛斥其“丧师辱国”、“畏敌如虎”、“糜饷劳师”,将其定为辽西惨败的首要罪臣。
然而,或许是前线实在无人可用,圣旨并未立即将其锁拿问斩,而是给了他一个看似机会、实则绝路的命令:“着即戴罪立功,克期规复辽土,夺回关宁防线。若再逡巡不前,致误军机,两罪并罚,定斩不饶!”
更令人窒息的是,传达这份圣旨、并“协助”他戴罪立功的钦差,正是那位导致山海关溃逃的监军太监——高起潜。高公公手持圣旨,在一群锦衣卫的簇拥下重返蓟镇,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愧怍,反而带着一种监督罪臣、手握生杀大权的得意与倨傲。
于是,在蓟镇明军大营中,出现了一副极其荒唐而又危险的景象:军队拥有了两位“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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