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南方士大夫集团的矛盾已尖锐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僵持程度,堪称万历朝以来所未有。
僵到什么程度?每日的早朝,昔日显得很拥挤的朝堂,一下子少了一半。
除了寥寥数人,南方出身的官员几乎集体称病告假,以这种无声却极端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皇帝强硬新政的激烈抗议。
依旧屹立在朝堂之上的南方重臣,仅剩三人,兵部尚书侯恂,刑部左侍郎徐石麒。
其中,御史吴伟业的留下,显得尤为突兀与尴尬。他乃陛下亲手简拔于江南,超擢至此位,皇恩深重。若不来,实负圣心;
然每日立于朝堂,环顾四周空荡的同乡座席,承受着那些或鄙夷或怜悯的复杂目光,他又如坐针毡,只能低头盯着笏板,恨不得将其看出花来,其状甚是局促难安。
至于那位曾被皇帝寄予厚望、意图用以沟通南北的原复社领袖、新任御史张溥,其处境则更为惨淡且极具象征意义。
只因他在太子处理科举舞弊案的风波中,秉持良知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昔日拥戴他的复社同仁视为彻头彻尾的叛徒。
不仅被公然宣布逐出社籍,更遭受到实质性的迫害——其在太仓的老家,被激进的“昔日同志”与心怀怨恨的地方乡绅所指使的暴民冲击打砸,门窗尽毁,器物狼藉,可谓斯文扫地,颜面尽失。
然而,面对如此不堪的境地,张溥却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韧性。
在被迫返回太仓收拾残局、重整家宅之前,他给皇帝朱由检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并无丝毫抱怨与悔意,反而语气坚定地向陛下保证:“此间风雨,不过涤荡尘埃耳。臣家事毕,必当重返南京!陛下勿以为念,若此间不容,臣便将家宅迁至天子脚下亦无不可!”
他深切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并在信末郑重立誓:“陛下以国士待臣,臣必以国士报之!但有一息尚存,必为陛下社稷,为天下公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面对南方官员集体怠工的僵局,朱由检的反应堪称冷酷务实。
他对此似乎全然不在意,甚至流露出一丝“正好清静”的态度。
于他而言,维系朝廷运转的核心,早已不是那些抱团抗议的南方臣工,而是他自北方带来的、历经考验的实干派班底。
“公事照办,有你没你都一样。”他揉着自己越发疼痛的肚子,一边满不在乎的说道。
这几乎成了他处理政务的真实写照。对于那些称病不朝的官员,他更是不惯着,直接谕令户部:自即日起,所有无故缺勤者,停发俸禄!
一日不到岗,便一日无饷银;何时回来上班,何时再计薪发放。
这道毫不留情面的旨意,再次彰显了这位皇帝不按常理出牌、甚至有些“痞气”的强硬手腕。
每日朝会,看着那位如坐针毡、面色尴尬的御史吴伟业,朱由检也觉得不是个事儿。
他心知吴伟业留下已是顶着巨大压力,其性情才学也更适于文章教化而非御史风闻奏事之责,强留其在御史位上,于公于私都是一种折磨。
于是,他索性不再难为这位才子。一道旨意颁下,将吴伟业从都察院调出,迁转为詹事府少詹事,专司辅佐东宫。
朱由检希望他能以其文学造诣和相对温和的立场,好好引导太子朱慈烺,在刚猛凌厉之余,也能涵养些文华之气。
而对于那位在顺天府尹任上展现出卓越才干与坚毅品格的史可法,朱由检的赏擢则更为重大。
他大笔一挥,直接授予史可法詹事府詹事之职!
此为东宫官属之长,秩正三品,地位清要,非皇帝极度信任、且才德出众者不能担任。
此举无疑是将教导、辅佐储君的核心重任,完全托付给了史可法。
接着,朱由检将心腹爱将周遇吉重新调回最核心的岗位——东宫侍卫统领,总掌太子安危。
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次周遇吉的权责得到了空前加强。
他不仅肩负护卫之责,朱由检更明确下令,其原本担任的河间卫指挥使及总兵官职衔不变,并将整个河间卫的驻军,实质上整体转为太子近卫部队!
这意味着,太子朱慈烺拥有了一支由久经战阵的精锐组成的、完全听命于其个人的武装力量,规模与战力远非普通仪仗侍卫可比。
周遇吉身兼三职,成为连接东宫与京畿武力的一道坚实桥梁,其受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因在顺天府任上表现出色而被撤换下来的杨国柱、虎大威、徐纯仁、罗岱四位悍将,也并未被闲置。
朱由检对他们另有重用,均授予太子宾客之衔。
太子宾客,乃东宫重要属官,秩正三品,通常由德高望重、才学出众之臣担任,职责为侍从规谏,赞相礼仪。
然而,皇帝将这四位以勇武善战着称的将军安置于此位,其用意绝非寻常。
这并非要他们去教导太子诗文礼仪,而是要他们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行伍阅历,潜移默化地培养太子的军事素养和果决气度,成为储君身边的“武师傅”兼高级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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