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这么做,究竟是好是坏?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他看来,这二十万两白银,不过是一笔必要的“前期投资”,是为了让张莽这个被他强行推上位的人能够快速启动项目、招募团队、购买装备,以确保“一年五千精兵”这个目标能够按时达成的启动资金。他追求的是效率和结果。
然而,他忘了,或者说他选择性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皇帝。
皇帝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涉及巨大利益分配的行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投资,而是会被放在政治放大镜下,被天下人,特别是官僚集团,进行无限地揣测、解读和赋予各种复杂的政治含义。
更重要的是,此地非彼地,此时非彼时。
他如今所在的江南,绝非他起家的北直隶。当初在北方,他之所以能推行雷厉风行、甚至堪称酷烈的改革,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外有皇太极的铁蹄屡屡破关,刀锋直指京师;内有流寇糜烂中原,势如燎原。
巨大的生存危机压倒了了一切内部矛盾,朝野上下(至少是核心圈层)形成了一种“不变革即亡国”的悲壮共识。
而且,留在北京跟他一起扛过“己巳之变”等危机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了一轮筛选,异议者大多已被边缘化。
因此,他能够以战时状态的名义,将皇权延伸到最基层,打破常规,任用私人,强行推进政策。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他的努力下,皇太极的主力已被牢牢挡在关外,辽东战线虽然紧张但大体稳固;
境内的主要流寇武装也已被完全剿灭,大规模的战事平息。
在天下人,尤其是享受了二百多年太平日子的江南官绅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天下已然“太平”了。
就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里,你这位皇帝陛下,不像传统的贤明君主那样垂拱而治、休养生息、倡导文教。
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甚至更加猛烈地推行那一套在北地战时才用的非常手段——破格提拔微末小吏、肆意破坏官场规矩、纵容酷吏横行、还大把大把地砸钱给这些“幸进之徒”!
你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在外人看来,这绝非是为了“救国”,而更像是在刻意揽权、培养私人势力、甚至有意打破江南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
你的举动,不再能被“救国”这个崇高的目标所解释,其动机就显得格外可疑和令人不安。
因此,朱由检在南方遭遇的阻力,远非北方可比。
他面对的不再是生死存亡压力下被迫妥协的官僚系统,而是一个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正准备回归“正常”秩序、并且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盘根错节的江南士绅集团。
他用管理北方的方法来治理一个庞大的江南,其水土不服和激烈冲突,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最大的误判,就在于没有意识到,非常之法只能在非常之时行于非常之地。时移世易,却刻舟求剑,岂能不败?
朱由检迁都南京不过短短两年光景,整个南方士林官场却已近乎被他经营得同仇敌忾,怨气沸腾。
他强力推行新政,锐意改革,其手段在江南士绅看来,却无异于刮骨抽髓,霸道专横:
他派设海关,将宁波、泉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的贸易大权从地方衙门和传统牙行手中强行收回,由中央直辖的海关衙门垄断,这等于斩断了无数依附于旧贸易体系的官绅豪商的财路。
他极度宠信杨嗣昌——这个在南方士林眼中不过是“幸进小人”、“阉党余孽”的奸佞之徒。
竟将其从微末之职破格擢升为权倾一时的海关尚书、内阁大学士,委以钦差重任,使其在江南肆意横行,清查账目,触动无数人的利益。
他任命洪承畴——一个他们眼中的“陕西北佬”、“外来酷吏”——总督广州、泉州等南方膏腴之地。
这等于是用北方来的军事官僚,压榨南方的财富,凌驾于本地乡绅之上,自然引起极大的反感和抵触。
他的核心班底,卢象升,毕自严,刘永光等,清一色是北方带来的“自己人”,或是与他共历患难的旧臣。
江南籍的官员被普遍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只能担任副手或闲职,这被视为**裸的地域歧视和权力垄断。
他肆意破坏官场百年来的升迁规矩,提拔李振彪、孙昌祚、张莽这等毫无根基、手段酷烈的微末小吏。
甚至百户直升指挥使,这彻底动摇了建立在科举、资历、乡谊基础上的传统文官体系,让所有按部就班升迁的官员感到前途无望和极大的不公。
在这些南方士大夫和旧利益集团看来,朱由检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中兴圣主,其行径与历史上的秦始皇(霸道集权)、刘裕(以北伐之名行篡位之实、重用寒人)、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不恤旧臣)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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