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八月严打的风声比江风还冷,穿过白桦林,刮过黑土地,钻进每个人的骨缝里。杜卫东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逃犯”——不过是帮朋友打架,谁知道那人就那么死了。公安来抓人时,他正在江边打鱼,眼见着邻居被铐走,他扔下渔网就往江里跳。等爬上这无名小岛,已是精疲力竭。
岛不大,遍生柳毛子和芦苇。杜卫东在草丛中趴了两天,啃完了随身带的两个苞米饼子,雨水喝得他肚子咕咕叫。第三天黄昏,他看见岛心处有灯火闪烁。
“有人家?”他心里一惊一喜。摸到近前,却是一间几乎要被荒草吞没的木刻楞屋子,窗子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是煤油灯。
他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妪,矮小,佝偻,满头银丝梳得整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褂子。最奇的是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竟泛着淡淡的琥珀色。
“大娘,我、我迷路了...”杜卫东编着谎话。
老妪上下打量他,目光如针,刺得他浑身不自在。他衣衫褴褛,手臂上还有逃跑时被树枝划伤的血痕。
“进来吧,孩子。”她最终说,声音沙哑却温柔。
屋里比外面看起来宽敞,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破旧但洁净的苇席,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去安源》印刷品,边角已经卷曲。最显眼的是北墙神龛上供着一尊狐仙牌位,前面燃着三炷香。
老妪给他盛了碗热腾腾的苞米碴子粥,又拿出一碟咸菜疙瘩。杜卫东狼吞虎咽时,老妪就坐在炕沿上看着他,手里捻着一串磨得油亮的核桃念珠。
“江上起风了,船不好走。”老妪忽然说。
杜卫东一惊,勺子掉在碗里。
“我没说我是坐船来的...”
老妪那琥珀色的眼睛眯起来:“这四面是江,不是坐船,难道是飞过来的?”
杜卫东低头继续喝粥,心里七上八下。
吃过饭,老妪给他倒了杯热水,忽然问:“家里还有人吗?”
“没了,娘去年没了,就我一个人。”杜卫东老实回答。
“可怜见儿的。”老妪叹口气,“我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这么大了。”
夜深了,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老妪让杜卫东睡在炕上,自己则坐在炕边的矮凳上,毫无睡意。
“大娘,您怎么不睡?”杜卫东问。
“人老了,觉少。”老妪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这世道啊,有时候一步错,步步错。我年轻时也糊涂过,后来明白了,人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杜卫东心头一紧,感觉老妪话里有话。
突然,老妪转过头,直视他的眼睛:“公安的船,明早就到。”
杜卫东猛地坐起,浑身冰凉:“您、您怎么知道...”
“我看见的。”老妪平静地说,手指向窗外,“明早太阳升起前,会有三条船从西岸过来,十二条人,带着枪。”
杜卫东手脚发麻,想立即逃跑,却又无处可去。
“我、我不是故意的...那人先动的手,我就是推了他一把,他后脑磕在马路牙子上...”他语无伦次地辩解,这是案发后他第一次向人倾诉。
老妪静静地听着,等他喘着气说完,才轻轻开口:“人这一生,难免行差踏错。我在这江心岛上住了一辈子,见过太多人。有罪的,无辜的,逃命的,追凶的...最终,人都得面对自己。”
她起身,从炕柜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
“我男人,曾是抗联的交通员。四三年被捕,日本人把他押在冰窟窿里,他一个字也没说。”老妪摩挲着徽章,“人啊,有时候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的良心活着。”
杜卫东哽咽了:“可我害怕啊,大娘...听说现在严打,这种事,肯定要吃枪子儿的...”
老妪看着他,目光深邃:“自首,或许还有生机;逃跑,只有死路一条。你还年轻,孩子。”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狗叫声,由远及近。杜卫东冲到窗边,隐约看见江面上有灯光闪烁,正朝着小岛而来。
“他们来了!他们提前来了!”他惊恐万分。
老妪却摇摇头:“不是公安,是邻村的渔船,趁着夜色下网。你听,只有一条船的马达声。”
果然,那灯光绕过小岛,渐渐远去。
杜卫东虚脱般坐回炕上,浑身被冷汗湿透。这一惊一乍之间,他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这些天的逃亡,吃不好睡不稳,见到穿制服的就心惊肉跳,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大娘,我...我该自首吗?”他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老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了故事:“五三年夏天,也有个年轻人逃到这岛上。他放火烧了生产队的粮仓,因为队长欺负他娘。公安追来前,他在我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他选择自首。后来判了十五年,因为在狱中表现好,第十年就出来了,重新成了家,现在孙子都会叫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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