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明信片(三)
日子像生了锈的齿轮,滞重地向前碾动。陈宇升入了九年级,毕业班的紧张气息提前笼罩下来。开学不久,他带回一张分班表,随意地丢在餐桌上。我收拾碗筷时,目光扫过那张纸,心脏毫无防备地骤然一缩——初三(3)班。视线下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李琼喜。
那个名字像一枚冰冷的钉子,瞬间楔入了我努力维持的平静日常。李琼喜。五十六岁。他竟还在教初三。这并不意外。车祸发生前,他是这座小城教育界无人不晓的传奇。城西初中的王牌语文教师,专攻初三作文教学,一手“快速作文”的绝活让无数焦虑的家长趋之若鹜。他编写的《初中作文升格突破》曾是教辅书店的畅销书,书页边角都被翻得起了毛。听说就在那场毁灭性的车祸发生前几个月,他刚刚评上了正高级职称,荣誉的光环尚未散去,人却已被命运推入了无底深渊。如今,这个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一副残破躯壳和满身伤痛的人,竟然又回到了讲台,并且,成了我儿子的班主任。
命运这双翻云覆雨的手,有时荒诞得令人齿冷。它把我十六岁时隐秘爱恋的对象,变成了我十六岁儿子的严师。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冰凉,一种混杂着宿命感和巨大不安的情绪在胸腔里翻涌。那个在家长会上枯槁如朽木、眼神空茫得令人心悸的李琼喜,如何能再担起一个毕业班的重担?尤其是,面对我的儿子陈宇?
担忧很快变成了冰冷的现实。陈宇本就沉默寡言,进入初三后,更添了几分叛逆和抗拒。他对语文,尤其是作文,有着近乎本能的排斥。而李琼喜的教学风格,如同他本人经历巨变后的性情一样,发生了骇人的扭曲。他不再是那个风趣幽默、能点燃学生灵感的“喜哥”,曾经赖以成名的“快速作文”法,在失去所有的温暖底色后,蜕变成一套冰冷、严苛到近乎残酷的训练体系。
陈宇的作文本,成了重灾区。几乎每次发下来,都布满刺目的红色。不是圈点,不是建议,是大段大段的否定,冰冷锋利的批语如同解剖刀:
“空洞无物!堆砌辞藻!小学生水平!”
“立意庸俗!毫无深度!重写!”
“结构混乱!狗屁不通!浪费时间!”
这些批语,像淬了毒的鞭子,狠狠抽打在少年敏感的自尊上。陈宇变得越来越沉默,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偶尔,我能看到他对着摊开的作文本,眼神里是挫败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愤怒。他手臂上,开始出现一些不规则的、青紫色的淤痕。起初我以为是不小心磕碰的,直到有一次,他洗澡忘了拿毛巾,我推门进去递给他,赫然看见他左边小臂外侧,清晰地印着几个并排的、深紫色的指印!那绝不是磕碰能形成的形状!
“这是什么?!”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惊恐和无法抑制的愤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陈宇猛地一缩,迅速抽回手臂,扯过毛巾胡乱裹住,眼神躲闪,语气生硬:“没什么!不小心……在桌上硌的。”
“硌的?!你当我是瞎子吗?这是手指印!谁干的?!”我的声音在颤抖,那个枯槁的身影瞬间浮现在眼前,带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冷。
陈宇紧抿着嘴唇,像一头倔强的小兽,眼神里充满了屈辱和对抗,却死死咬住牙关,一个字也不肯说。
那个瞬间,我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冲上了头顶。恐惧、愤怒、还有深埋心底、对那个破碎灵魂最后一点残存的复杂怜悯,瞬间被这清晰的指痕碾得粉碎!我十六岁时仰望的光,我儿子十六岁时承受的伤!这荒谬绝伦的对比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那个曾让我在暴雨中无声哭泣的名字,此刻化作了冰冷的恐惧和滔天的怒火,烧毁了我所有的犹豫和顾虑。
我松开手,看着儿子迅速关上的浴室门,胸膛剧烈起伏。窗外,暮色四合,铅灰色的天空沉沉地压下来,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雨,终于要倾盆而下了。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带着铁锈和泥土的腥气,像极了二十二年前那个我攥着被雨水泡烂的明信片,冲向他家楼下的黄昏。
我转身,没有回自己的房间。我径直走向厨房,拿起那把最沉、最厚实的实木擀面杖。冰凉的木柄硌着掌心,沉甸甸的,带着一种原始而粗糙的力量感。这不再是厨房的工具,它是我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武器,是我作为母亲的本能在咆哮。我紧紧攥着它,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然后一步步,走回客厅,坐在了那张对着大门的、冰冷的硬木椅子上。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被乌云稀释的惨淡天光,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我像一尊凝固的雕像,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入户门,耳朵捕捉着楼道里传来的每一点细微声响——电梯运行的嗡鸣,邻居开关门的碰撞,脚步声由远及近又消失……时间在死寂和紧绷的神经中一分一秒地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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