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日头白晃晃地照在四合院灰扑扑的砖墙上,将那层层叠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晒得有些卷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混着旧墙根下青苔的湿气,还有一种隐约的、如同铁锈般的紧张。
许大茂趾高气扬地将那刺目的红袖章别在胳膊上,布料被撑得鼓囊囊时;就在刘海中迫不及待地翻出压箱底、带着浓重樟脑丸味的旧中山装,扯着已然沙哑的嗓子,挥舞着手臂喊出那些火热而空洞的口号时——四合院西厢房的那扇木门,却“吱呀”一声,关得更紧了。
三大爷阎埠贵,这位平日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的小学教员,此刻正像一只受了惊的河蚌,悄无声息地、彻底地缩回了自己那坚硬的壳里。他那颗精于计算每一分菜钱、每一两粮票的脑袋,在此刻风暴将至的压抑中,竟被激发出另一种潜能——一种对危险近乎本能的、精准的嗅觉。
收音机里日复一日传来的、越来越高亢激昂的声调;墙上那雪片般糊了一层又一层,措辞愈发凶狠,墨色仿佛带着刀锋的大字报;还有院里院外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上,燃烧着的那种混杂了狂热与隐隐恐惧的异样光芒……这一切,都像细密的冰碴子,一点点渗进他的骨髓里,让他从心底感到一阵阵发冷,不寒而栗。
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以往那些可以靠着耍点小聪明、占些鸡毛蒜皮便宜就能糊弄过去的场面!这是一股浑浊的、裹挟着泥沙与碎石的洪流,足以将任何不够谨慎的生灵彻底吞噬、碾碎!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阎埠贵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句古老的训诫,几乎要将它磨出包浆。
此刻,这八个字就是他赖以存身的最高法则,是他黑暗航行中唯一可见的微弱灯塔。他那张平日里为了几分钱的差价,能和菜贩子引经据典、磨上半小时的薄嘴唇,如今就像被一道无形的线缝上了大半,紧紧地闭着,非必要绝不开启。
在学校那间气氛日益诡异的办公室里,他不再参与任何非教学任务的讨论,当同事们为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时,他只是深深地埋着头,鼻梁上那副厚厚的、圈套着圈的眼镜几乎要戳到报纸里,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在字里行间划着那些看似认真、实则毫无意义的波浪线和圆圈。
若是被点名要求表态发言,他便像启动了一个预设程序,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裁好的小纸条,用他那特有的、带着点油滑又刻意显得平稳的腔调,念几句早已从最新社论上抄录下来的、绝对“正确”又绝对空洞无物的话,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念完便坐下,绝不多添半个字的个人见解,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复读机器。
而一旦踏进四合院那略显斑驳的门槛,回到他那间逼仄的西厢房,他更是将“谨慎”二字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以往,吃完那顿永远计算着分量的晚饭后,他总喜欢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在院里溜达几圈,美其名曰“饭后百步走”,实则耳朵竖得像天线,眼睛滴溜溜地转,搜集着各房檐下流传的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如今,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习惯被彻底、干净地戒除了。
他现在是能不出门绝不踏出房门一步,即便内急不得不穿过院子去公厕,也是缩着脖子,含着胸,脚步又快又轻,目光死死盯住脚下那几块凹凸不平的方砖,仿佛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进行一场隐秘的排雷作业,生怕一不小心就触发了什么致命的机关。
他家那扇原本白天经常敞开、用以通风换气的木门,如今总是关得严丝合缝,仿佛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连朝南的那扇小窗户,也只敢推开一道窄窄的缝隙,刚够一丝微弱的空气流通。屋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音量旋钮被拧到了最小的位置,传出的声音细若游丝,必须把耳朵凑近喇叭才能勉强听清内容。
他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声响泄露到院子里去,生怕被哪个有心人听去,曲解成什么“暗中偷听敌台”的“暗号”,或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低语。他甚至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偷偷摸摸地翻箱倒柜,检查了家里所有的藏书、旧报纸和学生时代的笔记。
但凡觉得可能引起一丝歧义、哪怕是仅仅带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抒情散文,或是印有某些如今看来不太合时宜人物图像的旧画报,他都心惊肉跳地、一张张撕碎,然后像做贼一样,迅速塞进小小的煤炉膛里。跳动的火焰映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明灭不定,只有看着那些纸片化为灰烬,随着黑烟从烟囱悄无声息地飘走,他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能暂时落回去一点点。
对于院里那些风云变幻的邻居,他更是采取了一套完整的“敬而远之、区别对待”的策略。
对那重新得势、走路都带着风的许大茂,他内心充满了鄙夷,暗骂其不过是小人得志。但表面上,他绝不敢流露出半分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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