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驶出站台时,林微言把脸贴在布满灰尘的车窗上,看着熟悉的城市轮廓一点点缩小,直到被灰蒙蒙的天际线吞没。口袋里的二十块钱被她攥得发烫,那是奶奶从药钱里抠出来的,老人塞钱时手抖得厉害,反复说:“微微,别恨你爸,他……他也是糊涂。”
恨吗?
林微言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天从家里跑出来,她在巷口的槐树下坐了整整一夜,听着家里传来张梅和李雪(不,现在该叫林雪了)的说笑声,还有爸爸偶尔附和的声音,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她的心脏。
她不明白,那个曾经会把她架在肩头、会在她生病时背着她跑三公里去医院的男人,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是张梅的枕边风太厉害,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把她和妈妈放在心上?
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下,林微言随着人流下了车。站前广场上满是拉客的三轮车和吆喝着卖小吃的摊贩,空气里混杂着油烟味和劣质香水味,陌生又呛人。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能跟着人群漫无目的地走,直到走到城郊的一座桥洞下。
桥洞下已经住了几个流浪汉,裹着脏兮兮的破棉被,见她一个小姑娘进来,都抬起头看,眼神里带着警惕和打量。林微言缩在最里面的角落,把书包紧紧抱在怀里,那是她唯一的行李,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还有奶奶偷偷塞给她的、妈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蓝布旗袍,笑靥如花,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她。
夜幕降临时,风从桥洞两端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林微言把自己缩成一团,还是冷得瑟瑟发抖。她想起家里的暖气,想起奶奶总会在她睡前给她捂热的被窝,眼泪忍不住涌了上来,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
不能哭。她对自己说,哭有什么用?眼泪换不回录取通知书,也换不回那个曾经爱她的爸爸。
第二天一早,她被冻醒时,发现自己发了高烧,头重脚轻,浑身烫得像火炭。她挣扎着想去附近找家诊所,刚走出桥洞就眼前一黑,摔倒在路边。
再次醒来时,她躺在一间逼仄的小屋里,盖着打满补丁的厚棉被。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女人正用毛巾擦她的额头,见她醒了,咧开嘴笑:“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了。”
“我……”林微言嗓子干得发疼。
“我是桥头开杂货铺的,叫我刘婶就行。”女人端来一杯热水,“昨天看你倒在路边,脸白得像纸,就把你捡回来了。你这丫头,年纪轻轻的,怎么一个人在桥洞底下待着?”
林微言没说话,眼泪先掉了下来。她把自己的遭遇断断续续讲了,从妈妈的死,到张梅的介入,再到录取通知书被抢走,最后被爸爸赶出来。刘婶听得直叹气,骂了句“没良心的”,眼圈也红了。
“傻丫头,跟这种人置气不值当。”刘婶拍了拍她的手背,“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这店里帮忙吧,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你两百块钱,等你缓过来了,再做打算。”
林微言愣住了,不敢相信地看着刘婶。在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竟然会有陌生人向她伸出援手。她想点头,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任由眼泪汹涌而出。
刘婶的杂货铺很小,卖些油盐酱醋和日用品,生意不算好,但足够维持生计。林微言在这里住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地、擦货架、给刘婶打下手,手脚麻利得不像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
刘婶是个苦命人,丈夫早逝,唯一的儿子在外地打工,几年没回来过。她把林微言当成亲闺女疼,总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晚上会坐在灯下,听林微言讲学校里的事,讲她对北京的向往。
“等攒够了钱,咱再考一次。”刘婶给她缝着磨破的袖口,“我看你是块读书的料,不能就这么耽误了。”
林微言的心动了一下,可很快又沉了下去。她已经错过了今年的入学,再考就得等明年,可她现在连买复习资料的钱都没有,更别说耽误一年时间。而且,她怕再听到“京大”这两个字,怕想起那张被抢走的通知书,怕想起林雪穿着她梦寐以求的校服,走在她向往的校园里。
“刘婶,我不想考了。”她低声说,“我想挣钱,等攒够了钱,就带您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刘婶叹了口气,没再劝她。
冬天来得很快,第一场雪落下时,桥洞下的流浪汉都搬走了,杂货铺的生意也淡了下来。林微言在附近的餐馆找了份兼职,洗盘子、端菜,从晚上六点忙到凌晨两点,一个月能多挣三百块钱。
餐馆的老板是个刻薄的男人,总对她呼来喝去,有时还会故意克扣工钱。有一次,她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老板不仅扣了她半个月的工资,还骂骂咧咧地把她推搡到墙角。
“赔钱货!连个盘子都拿不稳,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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