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玲说到做到,果然给小军申请了探亲的假期。
隔壁杨婶儿的儿子二黑赶着驴车送小军到了汽车站。
小军背着旧挎包,里面塞满了刘春玲给她带的冻肉,干菜,杨婶儿还给她拿了有半袋子黄豆。
她拎不动,二黑一直给她送上了汽车。车启动了,二黑还站在原地朝她挥手,小军心怀感激,也使劲儿的挥手。
汽车像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吭哧吭哧的在盐碱地上爬行。车轮碾过坑坑洼洼,车身颠簸的震动让小军的胃里翻江倒海。
她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向后倒退的荒野。树叶已经染上白霜,黄褐相间的色块,在视野里晃成模糊的影子,像极了她此刻乱糟糟的心绪。
小军拎着大包小裹的走出车站时,晚风裹着家乡熟悉的煤烟味扑过来。
她裹严实了围巾,往家挪。
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张义芝正踮着脚往车站方向望,看见她的身影,立刻挥着胳膊喊:“小军!这儿呢!”
大姐刘月英跟在后面,怀里捂着块烤地瓜。看见她的身影从出站口闪出来,月英快步迎上来把地瓜塞进她手里:“路上饿坏了吧?快趁热吃,是你最爱吃的。”
烤地瓜的温度透过焦黑的皮渗出来,暖得小军指尖发麻,她咬了一口,甜香混着软糯在嘴里散开,眼眶却忽然有点发热。
回家的路上,张义芝一直在絮叨,说胡同里老常家的儿子上个月也回城了,在纺织厂找了份临时工;又说隔壁李家闺女托人找了关系,过了清明就能去供销社上班。
小军听着,手里的烤地瓜渐渐没了滋味,她知道母亲的心思,却还是没忍住,轻声说:“妈,大姐,这次回来,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我也想回城。”
话音刚落,张义芝的脚步猛地顿住,月英手里的黄豆袋子也抖了一下,在地上磕出沉闷的声响。
路灯把母女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张义芝转过身,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回城?你在大荒沟不是好好的吗?跟陈书记家处得也不错,怎么突然提这个?”
“知青点里都在传,今年可能有回城名额,”小军攥着挎包的带子,指节泛白,“我都去了三年了,我想回来,想考大学,或者找份正经工作,不想再挑粪种地了。”
月英看着小军的眼睛,语气里满是为难:“军,不是姐不帮你,你也知道,咱爸走得早,家里没什么门路。回城的名额多金贵啊,多少人盯着呢,咱们怎么跟人家争?”
张义芝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小军的肩膀:“你先别着急,这事不是小事,得好好想想。我明天去找你二姐问问,她大伯子在夏家大队是大队书记,或许能知道点儿消息。”
那几天,小军没敢再提回城的事。
张义芝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总是皱着眉头,说俊英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回城名额卡得严,要么得有过硬的关系,要么得在乡下表现特别突出,不然根本轮不上。
月英也总劝她,实在不行再等等,说不定明年政策会松点。
小军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假期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回大荒沟的日子。
张义芝把煮好的鸡蛋塞进她的帆布包,又塞了二十块钱,反复叮嘱:“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跟人闹矛盾,回城的事,妈再帮你想想办法。”
小军点点头,接过包,转身踏上了去车站的路。她不敢回头,怕看见母亲泛红的眼眶,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汽车驶进大荒沟附近的小站时,天已过了晌午,太阳白亮亮的挂着,不暖,却晃眼。
小军拎着包,沿着熟悉的土路往村里走。
路边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田埂,风一吹,卷起地上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她心里还想着家里的事,脚步慢悠悠的,没注意到前面的村子里透着一股异样的安静。
晌午日头最毒的时候,小军才走到刘春玲家的院子门口。
她猛地收住了脚步。刘春玲家的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人。
小军的心怦怦跳,像擂鼓一样,她挤进人群。
院子里一片狼藉,下屋的柳条筐翻倒在地,苞米粒子撒了一地。柴禾垛也散了,满院子都是枯叶子。
刘春玲正站在院子中央,头发乱糟糟的,像一团枯草,脸上满是泪痕,嗓子嘶哑地喊着:“你们这些知青!没一个好东西!吃我们的饭,喝我们的水,还想毁我们家!”
她的声音尖利,在闷燥的空气里格外刺耳。
小军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沈阳来的女知青王连英跌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地哭着,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而刘春玲的丈夫陈志广,大荒沟的大队书记,正蹲在门槛上,双手抓着头发,脸色铁青,胸口因为生气而剧烈起伏着。
“小军,你可算回来了!”隔壁的杨婶儿突然从旁边跑过来,一把拉住小军的胳膊,“你咋没来个信,我让二黑赶驴车去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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