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赵氏如同被风吹散的枯叶,从四合院里彻底消失了。连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后院那间屋子里所有可能成为证物的物品,包括那张破旧的木板床、掉漆的衣柜,甚至墙角那些看不清内容的麻袋和箱子。街道办和派出所的人在那天之后又来了几次,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清理和查封,最后在那扇通往的后院的月亮门上,贴上了盖着鲜红公章的封条。
那刺眼的封条,像一道丑陋的伤疤,烙印在四合院每一个住户的心上,也宣告着一段充满猜忌与恐惧的时光正式开始。
初一的惊天变故,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炸得整个院子人仰马翻,但随之而来的,却不是持续的喧闹,而是一种死寂般的压抑。拜年彻底终止了,没有人再有心思走家串户。往日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就能吵嚷半天的邻居们,此刻都成了锯嘴的葫芦,见面最多点点头,眼神里交换着心照不宣的惊恐和戒备。
阎埠贵和刘海中这两位“大爷”,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阎埠贵变得疑神疑鬼,听到点动静就吓得一哆嗦,整天缩在家里,连算盘珠子都拨拉得少了。刘海中则试图维持他“二大爷”的体面,依旧挺着肚子在院里踱步,但那官腔里明显底气不足,眼神闪烁,再也不敢对院里事务指手画脚,生怕引火烧身。
贾家更是噤若寒蝉。贾张氏破天荒地不再指桑骂槐,连出门都少了,偶尔露面,也是低着头快步走过,仿佛身后有鬼追着。秦淮茹更加沉默,脸上时常带着一种麻木的忧惧。棒梗那小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大人们的不安,收敛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满院疯跑惹事。
整个四合院,被一种“敌特”就近在身边的巨大恐怖笼罩着。人们不再关心谁家多占了一点公摊面积,谁家偷偷用了公家的水电,所有的算计和矛盾,在“国家安全”这四个字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可笑。现在大家想的,都是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如何与后院那个“特务婆子”划清界限。
而我,何雨柱,作为事件中除陈赵氏外,唯一被官方多次“请去谈话”、并且亲眼目睹了抓捕过程的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全院目光的焦点。这焦点不再带着以往的轻视或算计,而是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忌惮和疏离。
他们看我,仿佛在看一个身上沾着瘟疫的人。他们不敢靠近我,不敢和我多说话,甚至连眼神接触都尽量避免。我在院里走过,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人会立刻散开,或者装作忙别的事情。我被无形地孤立了。
这种孤立,比我之前面对院里“众禽”的明枪暗箭更让人难受。那至少是热闹的,是能够应对和反击的。而现在的死寂和疏离,则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我紧紧包裹,让我感到窒息。我知道,他们怕我,不是怕我何雨柱本人,而是怕我身上可能沾染的、与“敌特”相关的麻烦,怕因为和我接触而引来不必要的审查和猜疑。
就连雨水,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好几次拉着我的衣角,小声地问:“哥,为什么院里的人都不跟我们说话了?为什么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我只能摸着她的头,用苍白的语言安慰她:“没事,雨水,大家……大家可能都忙着过年的事吧。”
内心的沉重和焦虑,却与日俱增。李组长和张干事的审查虽然暂时没有新的动静,但我知道,这件事绝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过去。陈赵氏被抓,只是一个开始。官方一定会顺着她这条线,深挖下去,挖出她的上下线,挖出她的情报网。而何大清与她的关联,就像一颗不知道何时会引爆的炸弹,悬在我的头顶。
我试图从轧钢厂这边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或者至少是寻求一点心理上的慰藉。但厂里的气氛同样微妙。李副处长见到我,依旧客客气气,但那客气中明显多了一层隔阂和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地拍我肩膀开玩笑。杨师傅、钱瓦匠等人,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和我保持着距离,休息时的闲聊也不再带我。
我明白,街道办或者更上面的工作组,肯定已经和厂里通过气了。我现在在厂里,同样是一个需要被“留意”的对象。这种无处不在的、无形的监视和隔离,让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透明的玻璃罩子里,一举一动都被人审视着。
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暖意的,是周师傅。在事件发生几天后,我找了个由头,又去了一趟工业局机床厂食堂。周师傅见到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闪,依旧热情地招呼我,但在无人的角落,他压低声音,带着关切和凝重问我:“雨柱,你们院里的事……我听说了点风声。你……没被牵连进去吧?”
我心中苦笑,面上只能摇头:“没有,周师傅,就是配合调查。谢谢您关心。”
周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种事儿,沾上就麻烦。你啊,以后……凡事多留个心眼,但也别瞎打听,安安稳稳过日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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