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碾过一段又一段颠簸的山路时,沈玉清怀里的包裹也不知道被颠得滑落到车厢里多少次了。
她的思绪还停留在前几天在金城的辩论和离别时父亲的黑脸,母亲的关心。
她抬头望着车厢外面,祁连山的轮廓在黄昏里像道墙,把他们要去的地方——古浪的“五子乡”遮的严严实实。
“快到了吧?。”王小锡扶了扶眼镜,声音里带着点理想主义者特有的亢奋。他手里攥着本《乡村建设》的书,看起来也没有很疲惫。
“你看这地方”他指着汽车路过的零星村落,“他们闭塞、落后,正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改变。等我们把新的思想落实在这里,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焕然一新。”
同来的五六个人里,几人附和点头。学教育的周芸从帆布包里掏出几本识字课本,说要先办扫盲班,教老百姓认字,更要教他们明白“什么才能救中国”;做过商人的秦一珍则盘算着搞合作社,说要“用新经济模式打破小农意识”。每个人都觉得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
沈玉清也觉得心里发热。她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给自己的父亲看,证明自己没有错。
至于出发前省长林锡光先生跟他们说“乡村建设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早被他们忘记的一干二净了。他们秉持着我辈中人行事何须他人过问的自负。
毕竟书上都说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要大家都醒悟了,还怕过不好日子?
卡车“哐当”一声停在空地上,古浪县知事牛虎从驾驶室跳下来。他穿件洗的发白的军装,袖口磨破了边,脸上沾着泥,看着倒不像个县太爷,更像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农夫。
“诸位同仁,”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五子乡到了。这地方苦,委屈你们了。”
沈玉清跟着众人下车,小皮鞋踩在泥地里,一下子陷进去半寸。她皱着眉把鞋拔出来,鞋跟沾了块黄泥,看着格外刺眼。
再看那所谓的“乡公所”——三间新修的木屋,两间新修的仓库,再加上一堵两米高的墙围成的甘肃典型的三合院聚落。
“牛县长,”她尽量让语气平和,“这地方就是乡公所吗?”
“前些日子这里地震过,这个院落是重新选址修的,这是很不错的屋子了,当然不比金城的房屋。”
牛虎指了指木屋,“里面已经能住人了,当然也能办公了。物资我让人卸车了,十几袋面粉,几捆粗布,十来把铁锨,五六把斧头,还有口铁锅,二十支枪一千发子弹。跟其他乡镇一个标准。”
他顿了顿,又道:“原驻这儿的人除了老郑他们三个联络员,都撤县里了——现在到处缺人,修路的、挖渠的,哪都离不了管理人员。”
老郑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走过来,把匣子递给王小锡:“王乡长,这里是户口名册,田地册,经费册,由于这个乡是最近合并的,人口很少县里也不收税。交接文书就是这些了。”
王小锡打开匣子,草草看了一下就“哦”了一声,把名册递给周芸:“你先整理下,我们得先摸清底数,才能开展工作。有点装腔作势。”
等所有工作交接完毕,把所有人安顿好之后。
牛虎已经派人把这里的村民通知过了,因为这个乡镇才有八十多户,四百多人。
老乡们以为政府又来动员搬迁,顺便发物资来了,也没啥排斥的,就全部来。
……
“老乡们,”王小锡清了清嗓子,尽量让声音洪亮些,“我们是省府派来的,是来帮大家建设新乡村的!只要大家能觉醒,能团结,就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没人应声。刘老汉抬起头,张了张嘴,最后只问了句:“乡长,能给口吃的不?家里的粮,快断了。”
王小锡愣了愣。他准备了一肚子“革命理想”“集体主义”,却没料到人家只关心“吃的”。他指了指卸在地上剩下的几袋面粉:“粮有,会按人头分的。但大家要明白,这不是施舍,是集体对个体的关怀——”
“啥关怀不关怀的,能填肚子就行。”刘老汉打断他,声音哑得像破锣。
分粮时又出了岔子。赵凯非要按“人头和劳动能力”分,说“要体现多劳多得,不能养懒人”。
可他问“谁有劳动能力”,刘老汉指了指自己的瘸腿,又指了指旁边咳得直不起腰的婆娘,“俺们这样的,算不算?”问“家里有几口人”,有个女人哭了,说男人三个月前地震压死了,“算不算数?”赵凯被问得满头汗,拿着面粉袋跟人争“制度”,争到太阳快落山,粥还没煮上。
还是牛虎看不过去,夺过面袋:“一人一碗,先煮了再说!”他让老郑架起铁锅,往锅里倒了面粉,又去山根下挑了水,点着火煮了锅糊糊粥。
粥煮好时,天色已黑。刘老汉他们捧着碗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喝得飞快,有个小娃没拿稳碗,粥洒了一地,“哇”地哭起来,他娘赶紧把自己碗里的往他嘴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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