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年春天,迷唐想要回到原来的地盘。此时的邓训已经召集了湟中的六千士兵,并让长史任尚带队,然后用皮革做成船过河,突然攻打迷唐。这一仗把迷唐打的大败,汉军杀了1800多人,抓了2000人,还抢了3万多头马牛羊,迷唐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战败后的迷唐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西逃去,结果逃了一千多里以后,那些以前跟着他的小部落也都背叛了他,因为跟着他已经没前途了,不走更待何时。烧当部落的首领东号第一个跑来磕头投降,其他部落的首领见状也是纷纷归顺了汉朝。邓训看到他们这么识时务,就命人好好安抚这些投降的人,由此邓训在西域的威望就更高了。在这之后,他就撤走了大部分驻军,只留下了2000多个服刑的人在当地种地、修理堡垒。
这时候,窦宪打算去攻打匈奴,朝中的三公、九卿这些大官都上书劝皇帝别这么干。他们说:“匈奴又没侵犯我们的边境,咱们平白无故的就出兵远征,这样既费钱又费力的,就算在万里之外打了胜仗,这对国家来说也不是长久的好事。”他们多次上奏,但是皇帝根本不理会。宋由看到皇帝这样子,心里就害怕了,于是也不敢再在奏章上签名了,其他大臣也是有样学样的开始了退缩。只有袁安和任隗依然坚持反对,甚至在朝堂上直接跟皇帝争论,前前后后总共上了十几次奏章。其他大臣都替他们捏了把汗,可他俩还是不慌不忙的该干嘛就干嘛。侍御史鲁恭也上书说:“皇上您还在守孝期间,国家刚经历大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是苦巴巴的。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如果就出兵去打那些少数民族,全国人民都跟着折腾,这可不是让国内百姓受益、改元之后该做的事啊。老天爷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要是有一样东西没安排好,天地间的秩序都会乱,更何况是人呢?爱护百姓的人肯定会得到上天的回报。而那些少数民族和我们不一样,要是让他们住到中原来,只会破坏现有的秩序,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以前圣明的君主对待他们都只是维持表面关系,并不会深入交往。现在匈奴被鲜卑打败,逃到几千里外的史侯河西,咱们要是趁人家虚弱的时候去打,这不合道义。现在刚刚征集军队,国家的钱就不够用了,上面就一直催下面,老百姓的生活都快过不下去了。大家都说不能打,皇上您为啥非要听一个人的主意,不顾这么多人的死活呢?您看看天意,再听听民心,就知道这件事该不该做了。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咱们自己国家就要乱套了,那时可不只是匈奴一家的问题了!”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乐恢也都上书劝皇帝别出兵,可太后就是不听。
不光这样,朝廷还下令给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修建豪华的宅子,这把老百姓给弄的苦不堪言。看到这种局面,侍御史何敞就上书说:“我听说匈奴以前确实和咱们有过节,像当年高祖被围在平城,吕后收到侮辱性的书信,这些都是臣子们觉得该拼命报仇的事,可高祖和吕后都忍住了。现在匈奴没有犯啥错,咱们也没受到啥耻辱的事,却要在春天让百姓干苦活,因此大家心里都有怨气。再说了,给窦笃、窦景修宅子花了好多钱,他俩是皇帝身边的大官,本应该给百官做榜样。现在军队在外面打仗,朝廷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都是愁眉苦脸的,官府还大搞建筑,追求奢侈享受生活,这可不是给后人树立好榜样的做法。现在应该先停了修宅子的事,专心处理北方边境的问题,多体谅体谅老百姓的难处。”但他的奏章交上去后,也没人理会。
窦宪曾经派他的门生带着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请求他帮忙办一些私事。郅寿却将窦宪的门生送进了诏狱,并多次给皇帝上书,陈述窦宪的骄横放纵,并引用王莽的事例来警示国家。他还利用朝会的机会,直言不讳地批评窦宪等人征伐匈奴、修建豪宅的事情,他的言辞相当激烈,态度也十分严肃。窦宪被气的直跳脚,就诬陷郅寿购买公田、诽谤朝廷,并将他下狱,最终判处了死刑。何敞上书为郅寿辩护说:“郅寿是朝廷的机密近臣,他的职责就是匡正和挽救国家的过失。如果他保持沉默,那才是真正的罪过。如今郅寿敢于违背众人的意见,坚持正义,以安定宗庙,这难道是为了私利吗?我现在冒着生命危险进言,并不是为了郅寿,而是为了国家。忠臣应当尽忠职守,视死如归。我虽然不了解郅寿,但我相信他甘愿为正义而死。我不希望朝廷因为诽谤罪而诛杀忠臣,这样做不仅会损害朝廷的仁政风气,还会堵塞忠臣的进谏之路,同时又给后世留下讥讽的机会。我何敞身为朝廷官员,亲自参与了机密事务,说了不该说的话,罪名已经很明确了,应当被关进监狱,死在郅寿之前,我实在死有余辜。”奏章呈上后,皇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免去了郅寿的死罪,改为流放合浦。但他还未出发,就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郅寿明明已经被赦免了死罪,可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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