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十五年十二月,德里城已在帝国西路军的重重围困下煎熬了近三个月。城墙内外,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城外,帝**营垒森严,旌旗招展,兵精粮足,士气旺盛;城内,则是一片饿殍遍野、绝望弥漫的人间地狱。粮食早已告罄,守军开始宰杀战马,搜寻一切可食之物,树皮、草根乃至老鼠都成了抢手货。瘟疫在肮脏拥挤的军营和民房中滋生蔓延,每日都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在饥寒交迫与疾病中无声无息地死去。
定王柏凌峰稳坐中军帐,并未因守军的凄惨景象而有丝毫动摇。他深知,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己方将士的残忍。帝国的劝降使者每隔几日便会将一份措辞愈发严厉的最后通牒射入城中,明确告知抵抗的下场唯有城破人亡,而投降则可保全性命,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
终于,在十二月十八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德里那饱经炮火摧残、显得残破不堪的城门,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吱呀声中,被缓缓推开。一面用床单临时赶制的白旗,在晨风中无力地摇曳。以英属印度总督(已随政府迁往德里)哈丁勋爵、驻印英军最高指挥官(接替自杀的哈丁顿勋爵)约翰·尼克森上将为首的一众英国殖民政府高官及高级将领,身着尽可能保持整洁却难掩憔悴的礼服,未佩武器,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城门。他们的身后,是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守军残部,陆续放下手中锈迹斑斑的武器,在帝国士兵冰冷的目光注视下,走出藏身之所,汇聚成庞大的俘虏队伍。
受降仪式在德里城红堡前的广场上举行。柏凌峰身着帝国亲王戎装,在何雄、王士珍、邓安邦、马啸川等将领及精锐卫队的簇拥下,威严地接受了哈丁勋爵与尼克森上将的投降。象征着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近两百年殖民统治的米字旗,从红堡的旗杆上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那面象征着新生与征服的赤龙旗,在冬日的阳光下猎猎作响,映照着下方无数张或激动、或麻木、或复杂的面孔。
尼克森上将颤抖着双手,将自己的佩剑呈递给柏凌峰。柏凌峰接过,目光扫过剑身,随即将其转交给身后的侍卫,声音洪亮地宣告:“自即日起,德里,及所有原英属印度之领土,正式归于中华帝国统治!一切抵抗必须停止,所有秩序,需遵从帝国之法令!”
他随即下令:第一军、第五军主力立即入城,接管城防、仓库、衙门等所有要害部门,严厉弹压任何可能的骚乱与劫掠;第四军、第八军负责清点战俘,甄别身份,并迅速在城外建立规模庞大的战俘营;锦衣卫人员随军行动,搜捕隐匿的英国死硬分子及可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印度本地势力头目。
德里的陷落,标志着英属印度殖民体系的彻底崩塌。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南亚次大陆。仍在拉贾斯坦、旁遮普等地负隅顽抗的少数英军据点,在得知德里投降、总督被俘后,最后的抵抗意志也土崩瓦解,相继放下了武器。至启元十六年元月初,帝国西路军已基本控制印度北部及中部核心区域。
然而,军事征服的完成,仅仅是统治的开始。如何治理这片拥有无数民族、宗教、语言、种姓,且被殖民统治荼毒百年的广袤土地,成为了摆在帝国面前远比军事作战更为复杂的难题。
新京的旨意很快下达。皇帝柏凌云颁布《设立天竺总督府诏》,宣布在原英属印度主要区域设立天竺总督府,任命定王柏凌峰为首任总督,总揽军政大权,负责战后重建与秩序恢复。
柏凌峰雷厉风行,以战时体制为基础,迅速搭建起天竺总督府统治架构:
首先,柏凌峰以天竺总督的名义,连续签发一道道《安民告示》与《军管条令》,命令何雄、王士珍部对德里及周边要地实行宵禁和戒严,任何骚乱苗头,立斩不赦。同时,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组织人力清理废墟、扑灭瘟疫,将生存与秩序捆绑在一起。
何三麾下的锦衣卫精锐被迅速撒了出去,他们不仅监视残存的英印势力,更开始渗透、评估各个土邦的动向,一张无形的监察与控制网络悄然铺开。
马啸川的第八军并未入城享福,而是如同出鞘的利剑,向西北、西南方向进行武装巡弋,兵锋直指那些态度暧昧的土邦。柏凌峰给马啸川的命令只有一句:“示之以威,迫其来朝!”
数日后,在原本属于英国总督的宏伟议事厅内,一场决定帝国未来南亚战略的高层会议正在进行。巨大的地图铺满了长桌,上面已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帝国直控区、摇摆土邦和潜在敌对势力。
“王爷,印度太大,民族、宗教错综复杂,若想全境设省,直接管辖,非数十年之功,耗竭国力亦难成。”一位资深幕僚指着地图坦言。
“然则,若放任土邦自治,又与英夷何异?日久必生祸患。”另一位将领反驳道。
柏凌峰静听各方意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良久,他霍然起身,走到地图前,声音沉稳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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