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版 晋纪四 （公元289年－298年）

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夏天四月，太庙建成。乙巳日，举行合祭大典，并大赦天下。

慕容廆派人前来请求归降。五月，晋武帝下诏书封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去拜见何龛，起初他穿着士大夫的服饰，戴着头巾，以文人的装扮登门。但何龛却全副武装、大张旗鼓地接见他，见状，慕容廆就换成了军装进去。有人问他为什么换衣服，慕容廆说：“主人不以礼相待，客人又何必讲究礼节呢！”何龛听说后，十分惭愧，也对慕容廆越发敬重和刮目相看。当时，鲜卑的宇文氏和段氏势力正强盛，多次侵犯掠夺慕容廆的地盘，慕容廆只能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来讨好他们。段国单于段阶把女儿嫁给了慕容廆，婚后生下了慕容皝、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廆觉得辽东地方偏远，就把部落迁到了徒河的青山。

冬天十月，恢复了明堂祭祀以及南郊祭祀五帝的礼仪。

十一月丙辰日，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去世。荀勖很有才华和心思，特别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意，所以一直深受皇帝宠信。他长期在中书省任职，专门掌管机密要事。等到被调任尚书令时，心里非常失落。有人来祝贺他升官，荀勖说：“夺走了我的中书省，你们有什么好祝贺的！”

晋武帝沉迷于酒色，最终把身体搞垮生病了。杨骏忌惮汝南王司马亮，想把他排挤走。甲申日，晋武帝任命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授予假黄钺，让他担任大都督，都督豫州诸军事，镇守许昌；把南阳王司马柬改封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改封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改封为淮南王，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并且都授予假节，让他们前往各自的封国。又封皇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还封淮南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把扶风王司马畅改封为顺阳王，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杨骏的儿子。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伷的儿子 。

当初，晋武帝把才人谢玖赐给太子，谢玖生下了皇孙司马遹。有一次宫中夜里失火，晋武帝登上高楼查看火情，当时司马遹才五岁，他拉着晋武帝的衣角，把他拽到暗处说：“夜里情况紧急，应该防备意外，不能让火光暴露皇上的位置。”晋武帝从此觉得这个皇孙很不一般。晋武帝还曾在群臣面前夸赞司马遹像晋宣帝司马懿，所以天下人都对司马遹寄予厚望。晋武帝知道太子司马衷才能平庸，但因为有聪明的皇孙司马遹，所以一直没有废太子的想法。他又采用王佑的计谋，让太子同父同母的弟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镇守重要地区。又担心杨家势力太强大，就任命王佑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晋武帝还为皇孙司马遹精心挑选属官，因为散骑常侍刘寔志向品行高洁，就任命他为广陵王傅。

刘寔看到当时社会风气不好，人们都热衷于追名逐利，很少有廉洁谦让的品德，就写了一篇《崇让论》。他主张新任命的官员呈递谢章时，必须推举贤能之人，这样谢章才能通过。一个官职空缺了，就选择大家推举最多的人来担任。他认为：“人要是争强好胜，就会诋毁比自己强的人；要是懂得谦让，就会争着推荐比自己优秀的人。所以大家都争的时候，谁优谁劣很难分清；大家都谦让的时候，贤能的人就自然凸显出来了。这个时候，要是能退身修养自己，谦让你的人就会很多，想一直过贫贱日子都难。但要是一门心思往上爬，还想别人把机会让给你，就好比倒退着走路却想向前一样。”

淮南相刘颂给晋武帝上书说：“陛下因为过去法令宽松，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不能一下子就严格执法约束下面的人，这确实符合当下的情况。但要想矫正不良风气、挽救社会弊病，还是得慢慢让社会风气变得清正起来。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直接横冲直撞地逆着急流行驶，但也得一点点地朝着目标前进，这样才能到达彼岸。从泰始年间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各项事业都不如从前兴盛。以陛下的圣明，都还没能扭转末世的弊病，恢复开国初期的繁荣，要是传给后代，能不让人担忧吗？将来国家要是出了问题，责任还是在陛下身上。我觉得，为国家长远考虑，不如分封皇室宗亲、贤能之人。但要仔细斟酌形势，让那些遵守道义的诸侯，有足够的力量拱卫京城；要是有包藏祸心的，他们的势力又不足以独自作乱。想要达到这种平衡很难，陛下应该和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好好商量。周朝的诸侯，要是犯了罪，只是惩罚他本人，封国还能继续存在；汉朝的诸侯，要是犯了罪或者没有子嗣，封国就会被废除。现在应该改变汉朝的弊端，遵循周朝的旧制，这样下面的封国稳固，朝廷也就安稳了。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而皇帝只有一个，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自己掌握关键，把具体事务交给下面的人去办，这不是因为害怕劳累、贪图安逸，实在是治理国家就应该这样。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判断一个人的才能；但根据事情的成败来区分功劳和罪过，就很容易分辨了。现在陛下往往在事情开头的时候很用心，但却不注重最终的结果，这就是政务不能达到完美的原因。陛下要是能掌握关键，在事情成败之后再考核功劳罪过，那么下面的人就无法逃避赏罚了。古时候六卿各有职责，冢宰是他们的首领；秦汉以来，九卿负责具体事务，丞相总揽全局。现在尚书决断事务，各卿只是奉命执行，和古代制度相比，尚书的权力太重了。可以把很多事务交给各部门，让他们有自主处理的权力；尚书只负责统领大事，就像丞相那样，到了年底考核功绩，根据记录进行赏罚，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凡事都要听从上面的命令，上面决策失误，又不能怪罪下面的人，到了年底要是事情没办好，都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小的过错和失误，是人之常情，要是都依法追究，那朝廷和民间就没有能立足的人了。近年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多是不抓大事，专挑小毛病。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豪强，又担心自己失职，就用细密的法网去搜罗小过错，使得弹劾的奏章一个接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公正，实际上却破坏了法律。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喜欢处理琐碎细密的案件，而是要求官员举报真正的大奸大恶，这样危害政治的坏人自然就会被抓住。开创基业的功勋，在于确立教化、制定制度，让遗留下来的风气凝聚人心，让前人的功绩庇护年幼弱小的后人。这样，后代就算遇到昏庸的君主，国家也能保持清明；就算君主比较愚笨，国家也能正常运转，这才值得推崇。至于修缮官府等各种工程，常常过于奢华，这些事不用担心做不起来，将来就算陛下不做，后人也能自己完成。现在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花费精力，却损害了国家的根本，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晋武帝对这些建议都没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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