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元年(公元76年 丙子年)
春天正月,皇帝下令,让兖州、豫州、徐州调拨粮食,救济当地的饥民。皇帝问司徒鲍昱:“怎么做才能消除旱灾,让天气恢复正常呢?”鲍昱回答说:“陛下刚刚登基,就算施政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也不至于引发灾异。我之前担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刘英谋反的案子,当时被关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其中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只要一有大案发生,受冤屈的人往往超过半数。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和家人骨肉分离,死后魂魄都没人祭祀。陛下应该让所有流放的人都回家,解除对他们的禁锢,让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能各得其所,这样才能让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和谐,消除旱灾。”皇帝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也上书说:“近年来,朝廷向北征伐匈奴,向西开拓三十六国,百姓连年服兵役,物资运输耗费巨大。生活困苦的百姓心中的哀怨,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皇帝把他的奏章下发给大臣们讨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但牟融和鲍昱却认为:“孝子不改变父亲定下的规矩。征伐匈奴、在西域屯兵,这都是先帝制定的策略,不应该改变。”杨终又上书反驳说:“秦朝修筑长城,大兴徭役;秦二世没有改变这种做法,最终失去了天下。所以汉元帝放弃了珠厓郡,光武帝不再和西域各国来往,因为他们不想为了偏远的地方,让百姓陷入困苦。鲁文公拆毁泉台,《春秋》批评他说:‘先祖建造的东西,自己却拆掉,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居住’,因为这对百姓没有实际好处;鲁襄公增设三军,鲁昭公又废除,君子赞扬他恢复古制,因为不废除就会损害百姓利益。现在朝廷在伊吾作战、在楼兰屯兵,军队长期不能回家,这不符合天意啊。”皇帝最终听从了杨终的建议。
丙寅日,皇帝下诏:“各地的高级官员要鼓励百姓发展农业和桑蚕业。不是犯了死罪的人,等到秋天再审理。有关部门选拔官员时要谨慎,推荐温和善良的人,罢免贪婪狡猾的人,顺应时令,公正处理冤案。”当时延续汉明帝时期的做法,官吏治政崇尚严厉。尚书处理政务,也往往偏重严苛。沛国的尚书陈宠觉得皇帝刚刚即位,应该改变以前严苛的风气,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施政,奖赏不过分,刑罚不滥用。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奖赏过度,也不能滥用刑罚。过去断案严格,是为了威慑惩治坏人;现在坏人已经被制服,就应该用宽厚的政策。陛下即位后,多次下诏让大臣们推行宽厚的政策,但有些官员没有认真执行,仍然用严苛的手段处理政务。审案的人急于用严酷的刑罚让人痛苦,执法的人纠缠于诋毁欺诈、放纵散漫的条文,还有人借公家的事谋私利,作威作福。治理国家就像调琴弦,大弦拉得太紧,小弦就会绷断。陛下应该弘扬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废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宽广的德行顺应天意。”皇帝觉得陈宠说得很对,之后处理政务都尽量宽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人的军队在柳中会师,一起攻打车师国,攻打交河城时,斩杀敌军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多人。北匈奴吓得仓皇逃走,车师国再次投降汉朝。这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返回。耿恭的军吏范羌当时也在军队里,他坚决请求去营救耿恭。其他将领不敢前往,就分给他两千士兵。范羌从山北出发去迎接耿恭,路上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好不容易才到达。耿恭他们在城中夜里听到兵马声,以为匈奴又来进攻,十分惊恐。范羌在城外远远大喊:“我是范羌!朝廷派军队来接耿校尉了!”城中的人听了,都欢呼万岁。打开城门后,大家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下眼泪。
第二天,耿恭他们就跟着援军一起往回走。匈奴派兵追击,他们边战边走。这些将士早就又饿又累,从疏勒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死去。到三月时,他们终于抵达玉门关,只剩下十三个人。这十三人衣服鞋子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模样憔悴。中郎将郑众让人给耿恭等人洗澡,换上新衣服,然后上书说:“耿恭率领少量兵力坚守孤城,对抗匈奴几万大军,一年多来,用尽了心血和力气。他们挖山取水,煮弓弩充饥,前后杀伤了成百上千的敌人,最终保全了忠勇气节,没有给大汉丢脸。应该给他们封官赐爵,用来激励其他将领。”耿恭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皇帝下令,撤销戊校尉、己校尉和都护等官职,并召回班超。
班超准备启程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陷入担忧和恐慌。疏勒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我们肯定会再次被龟兹灭掉,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汉朝使者离开。”说完就拔刀自杀了。班超走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和百姓们都痛哭流涕,说:“我们把汉使当作父母一样依靠,您千万不能走啊!”他们抱着班超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本来就想继续完成自己在西域的使命,于是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经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还和尉头联合起来对抗汉朝。班超逮捕斩杀了反叛的人,打败尉头,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恢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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