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校场的沙盘推演,如同一场头脑风暴,洗礼了军中将领的用兵思维。当那些参与演习的将军们带着满脑子的“SWOT分析”、“兵种协同”、“战场模拟”回到各自营中,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新玩意儿应用到日常操练里时,一股锐意求新、注重实效的风气,开始在京营乃至北境边军中悄然滋生。
然而,陈默很清楚,强兵离不开富国,而富国,更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行政体系来支撑。大雍的官僚系统,历经百年,早已盘根错节,暮气沉沉。安王之乱虽清除了一部分明面上的反对者,但更多尸位素餐、敷衍塞责、甚至阳奉阴违的官吏,仍充斥于各级衙门。如何撬动这块最硬的顽石,是他推行所有新政最终能否落地的关键。
农业有劝农司,经济有户部(和张岩这个半路出家的金融学家),军事有正在蜕变的都督府,那么,这遍布天下的文官体系,该用什么来“刷新”?
答案,在陈默心中酝酿已久。他再次祭出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法宝——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
这一日,他召见了吏部尚书,以及几位素以刚正、实干着称的御史和给事中,在乾清宫偏殿举行了一场小范围会议。与会的官员发现,皇帝陛下的御案上,除了奏章,还摆着几本装帧朴素、却透着森严气息的蓝色封皮簿册,封面上写着《京官考功簿试行条例》。
“诸位爱卿,”陈默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寒暄,“安王之乱,暴露朝纲之弊,非止于一二逆臣,更在于这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赏罚不明,乃至让蛀虫有了滋生之所。以往吏部考核,多凭资历、人脉、风评(而这风评往往可操弄),于实绩,却模糊不清。长此以往,何以激励干才?何以震慑庸碌?”
他拿起一本蓝色簿册,示意内侍分发给与会的每一位官员。
“此《考功簿》,便是朕为这天下官吏,量身定做的……业绩标尺。”
官员们接过簿册,入手微沉,翻开一看,里面并非空泛的道德文章,而是密密麻麻、分门别类的表格与条款。
首先,是明确的“量化指标”。例如,户部官员,需考核其管辖范围内税银征收完成率、账目清晰度、库银周转效率;工部官员,则看其负责工程的进度、质量、预算控制;刑部官员,考察其结案率、重案要案侦破情况、卷宗规范程度;即便是看似务虚的礼部,也有祭祀典礼筹备、外交文书往来、教化宣传成效等具体评估项。
其次,引入了“差异化权重”。不同部门、不同岗位,考核侧重点不同。比如劝农司,新农具、新作物推广面积和增产效果,就是核心权重;而边境州府的官员,保境安民、稳定民心、配合军需的权重则大大提高。
最后,也是最让官员们心头一震的,是“年度述职与绩效面谈”制度。规定每年年末,四品及以上官员需向吏部与皇帝进行当面述职,详细汇报本年工作,对照《考功簿》自评得失。吏部考功司将结合其自评、同僚评议、以及独立暗访(由御史台和重新整肃后的暗卫部分负责)的结果,给出最终绩效等第,分为“优、良、中、差”四等。
“考绩列为‘优’者,擢升、重赏,其事迹昭告天下,以为楷模。”陈默的声音平静,却带着金石之音,“考绩‘良’、‘中’者,留任观察,勉励进取。”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骤然紧张起来的面孔,缓缓吐出最后一句:“至于连续两年考绩为‘差’者……不论其资历多老,背景多深,一律……末位淘汰!或贬谪,或革职,永不叙用!”
“末位淘汰”四个字,如同惊雷,在偏殿中炸响!
几位官员手一抖,差点没拿住那本沉甸甸的《考功簿》。自古以来,官场虽也有升降,但多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或是犯了弥天大罪。何曾有过这等……按“业绩”排队,排在末尾就直接踢出局的道理?这简直是……这简直是……
“陛下!”一位老成持重的御史忍不住开口,声音干涩,“此法……此法是否过于……严苛?官吏乃朝廷体面,若因些许实务未达标准便遭黜落,恐……恐伤士大夫之心,引致朝局动荡啊!”
“严苛?”陈默看向他,眼神锐利,“若一名县令,在其位不谋其政,治下百姓困苦,冤狱丛生,税赋难征,仅仅因为他‘无过’或者‘会做人’,便可安坐其位,这难道不才是对朝廷、对百姓最大的不公与残忍吗?士大夫之心?若心中无社稷、无百姓,只想着安稳度日、钻营人际,这样的‘心’,伤了又何妨!”
他站起身,走到殿中,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锤,敲打在每个人心上:“朕要的,是能做事、肯做事、做成事的官!不是只会吟风弄月、清谈误国的禄蠹!这《考功簿》,就是筛子!要把金子筛出来,也要把沙子和烂泥,给朕筛出去!”
“此事,朕意已决!”陈默斩钉截铁,“即日起,于吏部下设‘考功司’,专司此事。先在京官中试行一年,查漏补缺,明年,推广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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