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会议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将高育良那番语重心长却又重若千钧的“公道话”关在了里面。沙瑞金迈着看似沉稳的步伐,走在返回办公室的走廊上,红地毯吸收了足音,但那份无形的压力,却清晰地传导在他的每一步之中。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光柱中尘埃浮动,一如他此刻纷乱却必须迅速厘清的思绪。
高育良成功了。沙瑞金不得不承认,这位在汉东深耕多年的政治对手,手段老辣至极。他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在反腐这个大方向上留下任何可供攻击的破绽。相反,他巧妙地接过了“程序正义”和“大局稳定”这两面旗帜,将自己装扮成了法治的扞卫者和稳健的守护者。政协的报告、网络的议论、陈岩石的关切……这些看似零散的火点,被高育良和祁同伟巧妙地串联、放大,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和共识压力,并通过高育良那番“顾全大局”的发言,精准地传递到了他这个省委书记的面前。
沙瑞金回到办公室,没有立刻坐下。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庞大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之下,多少双眼睛在盯着省委的一举一动?多少股力量在博弈、在角力?他推动反腐,是为了清除积弊,换来更长久的健康与发展。然而,现实的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高育良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作为省委书记,他必须权衡利弊,必须考虑稳定,必须对汉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负责。
侯亮平是一把好刀,一把他寄予厚望、用来劈开汉东沉疴痼疾的利刃。这把刀足够锋利,也确实取得了战果。但现在,这把刀因为过于锋利,或者说因为握刀的方式过于直接,已经引起了“副作用”,并且被对手抓住了把柄。继续任由侯亮平以这种“粗放”的方式推进,固然可能更快取得突破,但也要冒着程序失当被坐实、引发更大范围经济波动和社会质疑的风险。届时,不仅侯亮平可能折戟沉沙,他沙瑞金主导的整个汉东反腐大局,也可能受到质疑和冲击。
但是,如果现在就出手约束侯亮平,岂不是正中了高育良等人的下怀?这无异于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他沙瑞金在压力和“规劝”面前退缩了,他对侯亮平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这势必会严重打击侯亮平及其团队的士气,也会让那些观望者,甚至包括赵立春留下的残余势力,看到可乘之机,从而加大反抗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这会让高育良一派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的“阳谋”得逞,未来会更加有恃无恐地利用各种规则和舆论来掣肘。
进退维谷。沙瑞金第一次在汉东感受到了如此清晰的掣肘和压力。这压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这种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步步紧逼的“软抵抗”。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内部电话,声音平静无波:“请国富同志过来一下。”
现在,他需要听听田国富的意见。这位负责纪检工作的搭档,立场坚定,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而且相对超脱于汉东本地的盘根错节。
田国富很快到来,脸上还带着刚才会议留下的凝重。
“瑞金书记。”田国富在沙瑞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板挺直。
“国富同志,坐。”沙瑞金回到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锐利地看向田国富,“刚才育良同志的话,你怎么看?”
田国富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片刻,似乎在谨慎地组织语言。他知道,沙瑞金此刻的问话,分量极重。
“高育良同志,”田国富开口,语气沉稳,“他的发言,从理论上看,无懈可击。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平衡反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原则都是正确的。他对亮平同志的‘提醒’,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是出于对工作、对年轻干部的爱护。”
他先肯定了高育良发言的“正确性”,然后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冷峻:“但是,瑞金书记,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高育良和祁同伟,与赵立春、与山水集团乃至丁义珍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现在不谈具体案件的**问题,不谈如何深挖细查,却集中火力谈论程序、谈论影响、谈论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策略转向。”
沙瑞金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田国富的看法与他一致。
“他们现在,是完完全全地站在了程序和规矩的制高点上。”田国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阳谋。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强行否定高育良提出的问题,或者明确表示对侯亮平现阶段做法的无条件支持,会在政治上非常被动。这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仿佛我们为了追求反腐的‘效率’,可以不顾法治程序,可以不计社会成本。这个帽子,我们戴不起。尤其是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更高层可能也已经注意到相关‘反映’的情况下。”
田国富的分析冷静而残酷,点明了沙瑞金面临的核心困境:道义高地的失守。高育良巧妙地将自己包装成了规则和稳定的维护者,而将沙瑞金和侯亮平推到了可能“破坏规则、影响稳定”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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