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17章 陈亮三书

淳熙十五年的临安城，春寒料峭。一匹瘦马驮着个衣衫略显寒酸却目光如炬的中年书生，踏着官道的尘土，再次来到了这座帝国的行在。他是陈亮，婺州永康人，一个没有任何功名却在东南士林中声名赫赫的布衣思想家。此刻，他怀中揣着的，是耗费数年心血写就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也是他十年间三叩天阙、震动朝野的序幕。

一、 布衣叩阙

陈亮下榻在一家简陋的客栈，窗外是临安城繁华的街市，喧嚣入耳，却搅不乱他心中的澎湃激流。他并非为了科举功名而来，那些寻章摘句的时文在他眼中不过是“烂熟冗长”的废物。他胸中装着的是整个天下，是“复仇”与“恢复”的大义。

夜深人静，他伏案疾书，最后一次修订奏疏。脑海中浮现的，是北方沦陷的山河，是朝廷上下苟安的氛围，是士大夫们空谈“正心诚意”而不务实际的迂腐。一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气在他胸中激荡，最终化为笔下如刀似剑的文字：

“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

他没有丝毫寒暄与谄媚，开篇便直指皇帝的责任与现状的矛盾。他批判那些只会“安坐感动”的儒生，嘲笑他们“不知痛痒”；他力主迁都建康，经营荆襄，认为唯有进取方能图存。字里行间，充满了布衣之士的狂傲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

翌日，他来到皇宫宣德门外，将这份沉甸甸的奏疏交给值守官员，请其转呈天听。然后，他便回到客栈，开始了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他相信，自己的这番“石破天惊”之语，定能惊醒那位犹有恢复之志的皇帝。

二、 廷争面折

奏疏果然如一块巨石投入死水，在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垂拱殿内，孝宗赵昚手持陈亮的上书，面色凝重。他被其中一些尖锐的言辞所触动，尤其是对迁都和进取的论述，隐隐契合了他内心深处未曾完全熄灭的火星。他下令将奏疏下发，让大臣们讨论。

然而，回应他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声。

“陛下！此狂生之言，悖逆狂妄，不可听信！”一位老臣颤巍巍地出列，“迁都之事，动摇国本，岂是儿戏？此人一无功名，二无实职，妄议朝政，蛊惑圣听，按律当治罪！”

“臣附议！”另一位大臣接口道，“陈亮之言，专尚功利，鄙薄仁义，实乃管仲、商鞅之余孽，非尧舜孔孟之正道！若听其言，必使天下士子离心，礼义崩坏！”

朝堂之上，唾沫横飞，皆是对陈亮“狂悖”、“功利”的指责。就连一些原本对恢复抱有同情的大臣，也觉得陈亮言论过于激烈，不合时宜。孝宗看着台下群情激愤的臣子，听着那些冠冕堂皇却毫无建树的“持重”之论，刚刚被陈亮激起的些许热情，迅速冷却下去。他深知，在太上皇的阴影和整个官僚体系的惯性下，任何激进的变革都寸步难行。

最终，这场讨论的结果是“付之不报”。陈亮的热切期盼，等来的只是石沉大海般的沉默。更有甚者，朝中权贵因其言论“过于激烈”，竟指使狱吏罗织罪名，将陈亮投入大理寺狱中，百般拷掠，幸得好友奔走营救，加之孝宗亦知其名，无意深究，才得以脱身。

三、 义利之辩

首次上书失败的陈亮，并未消沉。他回到故乡，治学论道，与朱熹等理学大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王霸义利之辩”。这在当时，是比鹅湖之会更为根本的思想交锋。

朱熹来信，强调“三代以下”人心惟危，必须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根本，认为汉唐之君行事皆出于人欲私意，其功业不过是“暗合”天理，本身并无价值。

陈亮回信，言辞犀利地反驳：“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他认为，义理就在事功之中，王道需通过霸道的事业来体现。“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强调务实与事功，与理学空谈性命的风气形成了尖锐对立。

这场辩论，让陈亮的思想更加系统化，也让他“事功学派”领袖的地位更加稳固。他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是为这个萎靡的时代开出的一剂猛药。

四、 三上书剑

淳熙五年，陈亮再上《中兴论》，系统阐述其恢复方略，依旧泥牛入海。

淳熙十五年，年近五十的陈亮，带着他最后的希望，也是最为成熟的思考，第三次来到临安，呈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这一次，他的笔触更加沉痛，分析也更为透彻。他痛陈偏安东南的危局：“陛下厉志复仇，至今凡二十有六年…而天下之势日以困竭，臣恐祖宗之积累不足恃也！” 他尖锐地指出，朝廷上下满足于“钱塘山水佳丽”的虚假繁荣，而不知“虏人陵侮之耻，国家覆亡之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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