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1138年),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座被誉为“东南第一州”的城池,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与经营后,终于被宋高宗赵构正式下诏定为“行在所”——帝国的临时首都。尽管名义上仍尊汴京为故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大宋的政治心脏,已随着钱塘江的潮水,永久地落户于这“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江南。
一、 湖山有幸
西湖的春天,仿佛从未经历过北方的血雨腥风。苏堤春晓,柳浪闻莺,画舫如织,笙歌不绝。来自福建、两广的海外香料,来自蜀地的织锦,来自江西的瓷器,在繁华的街市上交易。酒肆茶楼里,说书人拍响惊堂木,讲述的不再是靖康年间的惨烈,而是前朝旧事或才子佳人的传奇。战争的创伤,似乎被这湖光山色与市井喧嚣悄然抚平,至少表面如此。
然而,在这片升平景象之下,暗流汹涌。凤凰山下的皇城,虽远不及汴京宫阙的恢弘,却也初具规模,殿宇层叠,透露着主人意图长居于此的决心。垂拱殿内,一场关乎国本的争论正趋于白热化。
“陛下!临安僻处一隅,非用武之地。欲图中兴,必当经营建康(南京),据险以守,伺机北伐,方能维系天下之心!”参知政事李光须发皆张,声音洪亮。他是朝中主战派的残余力量,仍执着于恢复旧疆的理想。
“李参政此言差矣!”一个阴柔而坚定的声音立刻响起,出自已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相)的秦桧之口。他如今权倾朝野,深得帝心。“建康迫近江防,金骑朝发夕至,岂是安驻銮舆之所?临安有重江之险,漕运便利,物产丰饶,正可休养生息,此乃固本之策。且二圣在北,陛下若轻动干戈,岂非置父兄于险境?”他再次熟练地祭出“孝道”与“和平”两面大旗,目光平静地扫过御座上的赵构。
赵构端坐不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座的扶手。十多年的颠沛流离,早已磨灭了他最后一点北归的锐气。他享受临安的安稳,畏惧长江以北的刀兵。秦桧的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终结:“朕意已决。临安,便定为行在。和议之事,乃为大局,为生灵计,诸卿不必再议。”
李光脸色灰败,颓然退下。他知道,从这一刻起,“直把杭州作汴州”不再是一句戏言,而是成了这个偏安王朝冰冷的事实。
二、 灯火樊楼
夜幕降临,临安城最大的酒楼“丰乐楼”灯火通明,丝竹管弦之声悠扬,其繁华奢靡,直追当年汴京的樊楼。楼上一间雅阁内,一场私宴正在进行。主人是现任签书枢密院事,权柄日重的秦桧。座上客有御史中丞万俟卨、给事中罗汝楫等心腹,亦有几位从北方逃归、如今依附于他的文人。
“秦相深谋远虑,力主和议,止息干戈,实乃江南万民之福啊!”万俟卨举杯谄媚道。
秦桧微微一笑,拈起一颗蜜渍杨梅,慢条斯理地说:“天下苦兵久矣。圣人云,和为贵。能不动刀兵而保全宗社,使百姓安居乐业,方是为臣之道。”他言语温和,眼神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的算计。他深知,唯有维持这“和议”的局面,他这“南归功臣”的地位才能稳固,他的权力才能不断膨胀。任何主战的声音,都是对他地位的威胁,必须毫不留情地剪除。
席间,一个原籍济南的文人,多喝了几杯,望着窗外似曾相识的灯火,不禁唏嘘:“见此繁华,恍如置身旧日汴京…只是不知故乡明月,今夕何照…”
他话音未落,席间气氛顿时一凝。秦桧脸上的笑容淡去,放下酒杯,淡淡道:“北地之事,自有北地之法度。既南来,当思报效朝廷,安享太平,何必徒作楚囚之叹?” 那文人吓得酒醒大半,连忙噤声,再不敢言。在秦相的“太平”里,乡愁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罪过。
三、 清照遗恨
与城中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子湖畔一座僻静院落里的孤寂。年近花甲的李清照,已在此赁居数年。她更加清瘦,眼神中沉淀了太多的沧桑与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永不磨灭的哀恸。
案头,是她正在整理的《金石录后序》的手稿。字字句句,皆是血泪。她追忆与赵明诚在汴京、在青州的岁月,“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只为搜求那些承载着历史与艺术的金石文物。然而,“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书盈箱箧,知必不为己物矣。” 战火一起,毕生心血,顿成泡影。
她写流离,写夫亡,写藏品在一次次逃亡中散失殆尽,“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这“岿然独存”的寥寥几物,更反衬出失去的巨大。
老仆颤巍巍地端来汤药,低声道:“夫人,城中都在传…官家已定都临安,要与金人…长久和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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