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农历正月,年味儿像灶膛里最后一点余烬,在西里村清冷的空气里明明灭灭,终于彻底消散了。挂在门楣上褪了色的红纸对联被风撕开了口子,零星的鞭炮屑嵌在冻得梆硬的泥地里,成了旧年最后的印记。西北风依旧带着刺骨的余威,在原野上打着旋儿,卷起干燥的尘土和残存的枯草叶,抽在刚卸下门板、准备恢复日常的门户上,发出“啪啪”的脆响。
吴普同坐在冰凉的门槛上,嘴里叼着半截枯草根儿,百无聊赖地看着院外那两棵老榆树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摆。弟弟妹妹还沉浸在过年的余韵里,在院子里追着那只同样觉得日子无聊的大公鸡跑。父亲吴建军却像上了发条的钟摆,早已恢复了往日沉默的忙碌。他蹲在后院那小块自留地旁,手里捏着一把半干的泥土,黝黑粗糙的手指用力捻搓着,细碎的土末从他指缝间簌簌落下。他眉头拧着,目光沉沉地盯着脚下这片刚刚解冻、还带着冰碴儿湿气的土地,仿佛在掂量着里面深埋的、尚未可知的年景。
晚饭时分的灶房里,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在低矮的屋顶上晕染开一小片暖色。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锅里翻滚着红薯稀饭的甜香。李秀云端着碗筷进来,瞥见丈夫依旧紧锁的眉头,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稀饭放在他面前。
“他爹,”李秀云的声音在灶火的噼啪声中显得很轻,“开春了,地里……咋盘算?”
吴建军端起碗,没有立刻喝。浑浊的粥汤里,沉浮着几块煮得软烂的红薯。他盯着碗沿,沉默了半晌,才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瓮声瓮气地开口:“年年就那几样,棉花、红薯、麦子……累死累活,刨去公粮、开销,剩下的……也就刚够糊口。”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还账……还是紧巴巴。”
李秀云没接话,只是低头搅动着自己碗里的粥。奶奶留下那笔沉重的外债,像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这个本就清贫的家庭上空,连呼吸都带着滞涩。
“我寻思着……”吴建军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一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和破釜沉舟的意味,“今年……拿出两亩地,试试种西瓜!”
“西瓜?”李秀云猛地抬起头,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愕,“咱……咱哪会种那金贵东西?听人说,侍弄不好,白瞎功夫还赔钱!再说,那瓜秧子娇气得很,水肥都得跟上,咱哪有那条件?”
“不会就学!”吴建军把碗往桌上一顿,碗底磕在粗糙的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黝黑的脸膛被灶火映得发红,浑浊的眼睛里跳动着两簇执拗的火苗。“邻村王拐子,前年不就种了?虽说没发大财,可也比种粮食强!他跟我说过门道,瓜籽他那儿能匀点给我。”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急切,“秀云,咱得变变!老路子走不通了!棉花价不稳,红薯吃不完也卖不上价。西瓜……总归是个稀罕物,城里人认,价钱好!两亩地,就算砸了,也伤不了根本……可万一成了呢?”他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带着孤注一掷的期盼。
灶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只有灶膛里柴火爆裂的噼啪声和锅里稀饭咕嘟的微响。昏黄的灯光将夫妻俩沉默的身影拉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微微晃动。李秀云看着丈夫眼中那簇罕见的、燃烧着的火焰,那里面映着对好日子的渴望,也映着沉重的债务压榨下的最后一丝挣扎。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灶膛里的火苗都矮下去一截,才深深地、无声地叹了口气,拿起勺子,又给丈夫碗里添了一勺稀饭。
“……那就试试吧。”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却又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只是……别太逞强,身子要紧。”
吴建军紧绷的肩膀瞬间松弛下来,他端起碗,大口喝了一口滚烫的稀粥,仿佛喝下了定心丸。那紧锁的眉头,终于第一次真正地舒展了些许。昏黄的灯光下,他黝黑的脸上,仿佛有微光一闪而过。
开弓没有回头箭。正月刚过,当田野里残留的积雪在日渐温暖的阳光下消融殆尽,露出底下黝黑湿润的土地时,吴建军便一头扎进了他那“西瓜大计”的准备中。那两亩被选中的“试验田”,在村西头,离水源稍近些。他开始一遍遍地往地里跑。扛着家里那把老旧的铁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解冻后变得泥泞松软的土地里,仔细地翻检着每一寸泥土。他用铁锹深挖下去,翻起带着冰碴湿气的泥块,用手捏碎,放在鼻子下闻闻土腥气,又捻捻土粒的粗细,判断着墒情和地力。庄稼人对土地的虔诚,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清除掉地里残留的枯枝败叶和顽固的草根,像梳理自家孩子的头发一样耐心。
“爹,这地……能种出大西瓜吗?”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吴普同跟着父亲来到地里。他看着父亲弯腰捡拾着土块里翻出的碎瓦砾,忍不住问。眼前这片黑褐色的土地,在他眼里还和种红薯、棉花时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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