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余威终于在九月的连绵秋雨中被涤荡殆尽,空气里开始夹杂着桂花的暗香和落叶的微凉。漫长的,被思念与农活填充的暑假,如同一个被缓缓合上的厚重册页,终究是翻了过去。当吴普同再次背起行囊,踏上返回保定的路途时,西里村吴家的新房子已然彻底完工。红砖青瓦,窗明几净,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静静地矗立在老屋后方,只待内部湿气散尽,过了这个秋天,便可乔迁新居。这栋凝聚着父母心血与期望的新房,像是一个坚实的锚点,让吴普同的离家少了些许漂泊感,多了几分对未来的笃定。
重返保定农业大学,校园仿佛一位经过短暂休憩后重新梳妆的巨人,迅速恢复了它固有的生机与秩序。林荫道上再次挤满了拖着行李箱、面带新鲜与憧憬神色的新生,以及那些步履匆匆、眼神中多了几分沉稳与规划的老生。喧闹的人声,自行车铃铛的脆响,以及广播站里传来的略带杂音的迎新通知,共同奏响了新学期的序曲。
吴普同提着行李,推开316宿舍那扇熟悉的木门。一股混合着灰尘、汗味和旧书卷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是独属于这个空间的、令人安心的“家”的味道。宿舍里已经有人先到了,康大伟正手脚麻利地擦拭着自己的书桌,见到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李学家则依旧瘫在自己的床上,捧着本武侠小说,仿佛一个暑假都未曾挪动过位置;张卫平的床铺空着,但桌面上多了几本厚厚的、与专业无关的书籍。
放下行李,简单归置。吴普同站在宿舍中央,环顾这个即将承载他第三年大学时光的小小空间,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受。他,吴普同,已经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个身份意味着,大学时光已然过半,青春的沙漏正以无可挽回的速度流逝,而人生的岔路口,似乎已在不远处隐约浮现。
随着课程的展开,吴普同清晰地感受到了大三与之前两年的不同。那些令人头疼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公共课大多已成为过去时,课程表上取而代之的是《动物遗传育种学》、《配合饲料学》、《畜禽环境卫生学》等更具专业性的课程。课堂不再像以前那样挤满不同专业、乌泱泱的学生,而是变成了小班授课,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更多,讲授的内容也更加深入和贴近实际。学习的压力似乎并未减轻,但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广泛的基础知识积累,转向了更具方向性的专业深耕。更重要的是,课表上出现了大片的空白,留给学生自主安排的时间显着增多了。
这种变化,在316宿舍这个小社会里,立刻催生出了更为鲜明的人生路径分野。
康大伟和梁天赋是变化最显着的两个。他们仿佛突然被注入了无限的能量,忙得脚不沾地。康大伟作为班长,本就负责不少班级事务,如今更是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入党”这件事情上。他的书桌上,除了专业书,还摆上了《党章》、《**选集》以及各种思想汇报材料,经常伏案写到深夜,神情严肃而专注。他说话的腔调也似乎比以前更“正式”了些,动不动就是“组织上”、“思想上要重视”。
而梁天赋,则俨然成了宿舍乃至整个学院的“风云人物”。关于他当选校学生会主席的消息,早已在开学初就不胫而走。他回宿舍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常常夜不归宿。即使偶尔出现,也是行色匆匆,电话不断,口中谈论的不再是游戏或女生,而是“活动审批”、“场地协调”、“与校领导沟通”等让吴普同感到陌生又遥远的词汇。他的穿着愈发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刻意营造的沉稳与权威感。他偶尔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宿舍其他人的“碌碌无为”表示一下“关心”,那种志得意满,几乎要从每个毛孔里溢出来。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政和杨维嘉。这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另一条路——考研。他们的生活骤然变得极其规律且单调。每天天不亮,李政的床铺就空了;晚上熄灯前,才能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眼镜片后的双眼常常布满血丝。他的书包里永远塞满了英语词汇书、政治复习资料和各种专业课的考研真题。杨维嘉则更是彻底,他几乎把宿舍当成了旅馆,只有睡觉时才回来,其余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那个固定的、需要早早去占的座位上。两人在宿舍里碰面,交流的话题也几乎只剩下“你复习到哪儿了?”“那个辅导班怎么样?”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却压力巨大的竞争氛围。
李学家和张卫平则仿佛是两个独立的星球,兀自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李学家依旧延续着他“宅男”的本色,对窗外事充耳不闻,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偶尔对着镜子打理他那过分白皙的皮肤,对考研、入党、社交统统不感兴趣,仿佛大学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提供住宿和文凭的漫长假期。张卫平则更加神出鬼没,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什么,打工?自学其他技能?他从不与人交流,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只有那日渐沉稳的眼神,暗示着他内心的某种坚持或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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