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展厅里的欢声笑语,像春日融化的雪水,顺着青石板路,流淌进每一个角落。老匠人们围着那本《苏绣化学固色技术手册》,像捧着失而复得的传家宝,指尖小心翼翼地拂过姜芸手写的每一个字,仿佛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匠心与温度。
张师傅握着姜芸的手,掌心的粗糙与力道,传递着一种无声的托付。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那双微微泛红的眼里,已经写满了认可与期许。
然而,这份胜利的喜悦,在三天后,便被现实的泥土气息冲淡了。
县扶贫办的刘主任没有食言,他亲自开车,载着姜芸和林晓,前往距离县城最远的石磨村。车子在蜿蜒的土路上颠簸,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坡,零星点缀着几丛顽强的绿。石磨村,如其名,贫穷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石头。
村里的绣娘们早已在村口等候。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脸上刻着风霜,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怯生生的期盼。她们的“工作室”,就是村头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面摆着几副吱呀作响的旧绣绷,丝线的颜色也远不如合作社那般鲜亮。
“姜师傅,您可算来了!”领头的是一位姓李的嫂子,她双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才敢上前握住姜芸的手,“刘主任说,你们有新法子,能让我们的绣品卖上好价钱?”
姜芸看着她们,心中一酸。她从包里拿出那本技术手册,耐心地讲解着化学固色的原理,以及桑叶提取物与固色剂的比例。她讲得口干舌燥,但绣娘们的眼神却从最初的兴奋,渐渐变得迷茫和黯淡。
“这个……固色剂,得多少钱一瓶?”李嫂终于忍不住,小声问道。
林晓报出了一个成本价。
那数字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土坯房里微弱的火光。绣娘们面面相觑,有人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对于这个连买一包盐都要算计半天的村子来说,这笔钱无疑是天文数字。
“而且……这个比例,‘毫克’、‘毫升’……我们哪有那精细的秤和量杯啊?”另一位绣娘苦笑着,指了指墙角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我们这儿,配东西都靠‘一撮’、‘一勺’。”
现实的阻碍,像两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姜芸心头。她可以攻克技术难题,却无法轻易跨越贫穷与知识鸿沟构成的鸿沟。她带来的,本是希望的火种,此刻却显得如此遥不可及。
气氛正陷入尴尬,李嫂忽然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大家听:“前阵子,有几个东洋人来过,说是收绣品的。他们看了我们的东西,一个劲儿地夸,说我们这老手艺绣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宝贝,值大价钱。他们还说,现在外面那些花里胡哨的新法子,都是糊弄人的,用多了,就把苏绣的根给丢了。”
姜芸和林晓对视一眼,心中同时警铃大作。
山崎的人!他们的动作,比想象中更快,也更阴险。他们不仅在技术上偷窃,更在舆论上散播毒素,试图从根源上瓦解姜芸的努力,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绣娘,成为他们抵制创新的“人肉盾牌”。
“李嫂,”姜芸的声音冷静下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他们的话,信不得。他们想让你们的绣品‘老去’,这样他们才能用最低的价钱,收走你们几代人的心血。而我们,是想让你们的绣品‘活下去’,活得比任何人都久,都值钱。”
她顿了顿,环视着一张张犹疑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钱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但你们要信我,更要信你们自己手里的这根针。”
当天晚上,姜芸就拨通了刘主任的电话。她没有抱怨,只是平静地陈述了石磨村的困境。电话那头,刘主任沉默了许久,最后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姜芸同志,你放心!‘非遗扶贫’,不能只扶一半。我马上回县里开会,申请专项基金,免费为所有贫困村的绣娘提供固色剂和基础测量工具!培训的事,也得你们合作社主力!”
三天后,第一批“非遗扶贫专项基金”支持的物资,连同林晓、小满等几位熟练的年轻绣娘,一起抵达了石磨村。
固色剂和工具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培训。
这些绣娘们,习惯了“口传心授”的传统模式,对化学比例、操作流程的理解非常吃力。林晓她们一遍遍地讲,一遍遍地演示,绣娘们还是频频出错,不是比例失调,就是浸泡时间不对。
土坯房里,气氛再次变得焦灼。
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引起了小满的注意。
那是个叫阿杏的姑娘,约莫十六七岁,长得清秀,眼神却总是躲闪着,从不与人交流。她安静地坐在角落,手里捏着一根针,却迟迟不动。旁边的大婶悄悄告诉小满,阿杏天生聋哑,人又内向,但特别喜欢绣东西,只是没人教得会。
小满走到阿杏身边,看着她面前那块因为紧张而绷得歪歪扭扭的绣布,以及那根被捏得发烫的绣针。阿杏察觉到有人靠近,惊恐地抬起头,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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