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铅灰色的云层裂开几道缝隙,像老天爷吝啬地掀开了被角,透出几缕带着凉意的天光。
风依旧冷飕飕的,刮在脸上,总算没了刀子割肉的锐利,反而掺了点湿润的腥气,那是冻土底下,春天在偷偷挠痒痒的动静。
空气里还飘荡着硫磺味儿的余韵,混合着各家各户门缝里溜出来的煮饺子、炖肉的香气,搅合成一股子新年特有的、复杂又诱人的味道。
杨帆早早起来,套上浆洗得干净的旧棉袄,跟着父亲杨海,汇入同宗没出五服的叔伯兄弟队伍里。
一行人像条沉默的土龙,踩着残雪,挨家挨户去给族里长辈拜年。
朱红的对联映着尚未消融的脏雪,显得格外刺眼。
一张张被寒风和岁月刻蚀得如同老树皮的脸上,此刻都努力挤出几分干瘪的笑意,说着“新年好”、“添福添寿”的吉利话。
杨帆跟在后面,恭敬地行礼问候,嘴上也说着应景的吉祥话,心头却异常平静,甚至有点抽离。
这具年轻躯壳里塞着的,是个早已看淡了浮华与虚礼的老灵魂。这拜年,更像是一场程式化的乡土行为艺术。
穿过几条熟悉的、弥漫着昨夜鞭炮碎屑气味的土巷,杨帆的目光掠过路边光秃秃的柳枝。
嘿,那枝头灰褐色的芽苞,似乎真隐隐透出了点青意?他嘴角勾了勾,真正的春天,确实已经在冻土之下蠢蠢欲动了。
下午,送走最后一波打着哈欠、嗑着瓜子来串门的亲戚,家里终于消停了。
杨帆像卸下了什么包袱,长长舒了口气,转身钻回他那间冰冷的耳房。
寒气瞬间拥上来,他却觉得比堂屋里那虚假的热闹更自在。
打开炕柜底层那个带小铜锁的抽屉,拿出那本硬壳笔记本。
“咔哒”一声轻响,锁舌弹开,仿佛也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他铺开粗糙的稿纸,拧开那瓶“英雄”牌蓝黑墨水,笔尖悬在纸面上,带着一种沉静的、近乎朝圣的使命感。
这一次,他选择从刘慧芳的日常切入——滨河市第二纺织厂细纱车间,那震耳欲聋、永不停歇的轰鸣!挡车工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像上了发条的机械玩偶,在巨大的织机丛林间巡视。
他要用工笔般的细节,将这个女人扎根的土壤——那片冰冷钢铁森林与温热汗珠交织的土壤,以及她肩头承受的无形重压,一丝不苟地描摹出来。
笔尖轻轻游动,稿纸上的世界渐渐鲜活。机器的噪音仿佛穿透了纸背,在耳房里回荡。
那不再是虚构的文字,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女工的血肉缩影。杨帆的心神沉了进去,外界的寒意似乎被笔下人物的体温一点点驱散。
初二一早,天竟意外放晴了些。阳光虽然稀薄得像兑了水的牛奶,好歹带了点久违的暖意,懒洋洋地洒在化雪后泥泞的土路上。
“哥,走不走?”杨亮扒着门框,探头进来,脸上带着点出门的雀跃,显然忘了昨天的不快。
“走!”杨帆合上笔记本,锁好。跟堂哥打了声招呼,推出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零件都在奏交响乐的“二八大杠”。
杨亮熟练地一蹿,稳稳坐在了冰凉的横梁上。
兄弟俩晃晃悠悠,骑着这辆随时可能散架的战车,踏上了去舅舅家的“征途”。
冻土开始松软,车辙印里积着浑浊的雪水,车轮碾过,溅起细碎的泥点。路旁麦田里,冬小麦在枯黄的底色下,顽强地探出点点新绿,宣告着生命的韧劲。
第一站:大舅家。篱笆院门虚掩着。大舅妈脸上堆着笑迎出来,那笑容像糊上去的面具,浮在表面。话里话外绕着圈打听杨帆毕业分配的事:
“帆子啊,快毕业了吧?分配有信儿没?听说现在师范生都抢手,能留城里?”
杨帆心里门儿清,脸上挂着老实孩子的笑:“大舅妈,咱是定向的,估摸着回咱公社村小,离家近,挺好。”
“哦…村小啊…”大舅妈嘴角那点笑意肉眼可见地淡了下去,像被风吹熄的蜡烛,只剩下一缕青烟,“也挺好,也挺好…来,吃瓜子,自家炒的。”
招呼的热情瞬间降了八度,仿佛那瓜子也成了打发叫花子的货色。
杨帆心里冷笑:狗眼看人低?行,您这门槛高,咱不碍眼。抓了几颗瓜子意思一下,寒暄两句,便拉着杨亮告辞。
临走前,他瞟了一眼堂屋桌上那碟没怎么动的花生,慢悠悠补了句:“大舅妈,您这花生炒得火候真好,香!留着待会儿大姨夫他们来,肯定喜欢。”
说完,推车就走,留下大舅妈在原地,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她可没提大姨夫一家要来!这小子怎么知道的?
第二站:二舅家。刚到篱笆院外,就听见里面传出阵阵说笑声,比大舅家热闹多了,还夹杂着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响——有贵客。
推门进去,嚯!院子里赫然停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二六女式自行车,锃亮的车圈晃人眼,车把上还系着朵鲜红的塑料花,骚包得很。
堂屋里,烟雾缭绕。除了二舅一家,果然坐着“贵客”——大姨李秀珍一家。
大姨夫徐建军,县化肥厂的技术员,吃商品粮的“上等人”。
此刻正端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慢条斯理地吹着热气,脸上是带着点矜持的舒坦,仿佛这农家土屋也因他的莅临而蓬荜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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