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赵小丽就醒了,是被旁边床铺大哥磨牙的声音给吵醒的。
她睁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怀里死死抱着那个帆布袋。
袋子里的三个铁疙瘩,硌得她生疼。
但她不敢松手。
她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妈在电话里说的话。
“关系到我们赵家未来十年能不能站稳脚跟。”
十年,一个多么遥远的词。
可从妈的嘴里说出来,却带着紧迫感。
她翻了个身,面对着斑驳的墙壁。
墙上,有人用铅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乌龟。
她只是妈手里的一把刀。
一把被推着往前冲,不得不变得锋利的刀。
天蒙蒙亮的时候,招待所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起床。
洗脸池边挤满了人。
赵小丽等所有人都走了,才过去简单地洗了把脸。
冰凉的水泼在脸上,让她清醒了不少。
她没有吃早饭。
不是不饿,是不敢乱花钱。
三百八十块的机票,她背着那个沉重的帆布袋,离开了招待所,走进了海市清晨的薄雾里。
街边有卖大饼油条的,香气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她咽了口唾沫,脚步不停。
去红桥机场的路,她昨天就问清楚了。
要先坐公交,再转一趟专门去机场的郊区长途车。
路很远。
她挤上公交车,找了个角落站着。
车上的人,和她之前遇到的又不一样。
很多人都拎着网兜,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像是去医院探病。
还有些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人,一脸疲惫。
这就是海市的清晨。
充满了烟火气,和电信大楼、民航售票处那种地方,完全是两个世界。
她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停切换场景的戏子。
在德昌,她要扮演一个运筹帷幄的“领导”。
在电信大楼,她是个不敢大声说话的“乡下人”。
现在,她又混入了海市最普通的人群里。
一个小时后,她下了公交,又在寒风里等了半天,才等到那趟去机场的长途车。
车更破,人更少。
车子晃晃悠悠地驶出市区,窗外的楼房渐渐变成了农田和零星的工厂。
又是一个多小时。
当“红桥机场”四个大字出现在眼前时,赵小丽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半拍。
她下车,站在机场的入口。
和火车站的混乱喧嚣不同,这里有一种肃穆的安静。
地面干净得能反光。
偶尔有小轿车开过来,停在门口。
从车上下来的,都是她昨天在售票处见到的那种人。
西装革履,或者穿着笔挺的中山装。
他们步履从容,目不斜视。
赵小丽抱着她那个灰扑扑的帆布袋,站在那里,感觉自己连呼吸都该放轻一点。
她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大厅很高,很空旷。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柜台后面忙碌着。
一切都井井有条。
她按照指示牌,找到了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
“同志,你好。”她把机票和身份证明递过去。
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怀里那个巨大的帆布袋。
“行李要托运。”
“托运?”赵小丽一愣。
“超过规定尺寸和重量的,都必须托运。”工作人员指了指旁边的一个传送带。
赵小丽心里咯噔一下。
这帆布袋里可是三台录音机!
金贵着呢!
这要是托运,被那些人扔来扔去的,磕了碰了怎么办?
妈可是特意交代了,千万不能磕碰。
“不能……不能自己带上飞机吗?”她急了,“这里面的东西很重要,不能磕。”
“规定就是规定。”工作人员的表情没什么变化,“易碎品可以贴标签,但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赵小丽急得手心冒汗。
“同志,”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压低了声音,“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里面是三台录音机,是……是单位的财产,很重要。我能不能……就带一台上去?另外两台我托运。”
她想,妈说一台给她学英语,她可以先把这台拿出来。
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
“麻烦你了,同志。”
工作人员看了看那两颗奶糖,又看了看她焦急的脸,终于松了口。
“那你把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尺寸。”
赵小丽如蒙大赦。
她赶紧在角落里,手忙脚乱地打开帆布袋,把那台她拆开过的录音机拿了出来。
剩下的两台,她用自己带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地又裹了好几遍,才交给工作人员去托运。
办完手续,她终于拿到了一张硬纸板的登机牌。
她抱着那台孤零零的录音机,感觉像是抱着自己的命。
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
她找到候机厅的座位坐下。
周围的人,都在安静地看报纸,或者低声交谈。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就坐在她不远处,捧着一本她看不懂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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