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梦见了那个场景。盘子碎裂的声音像鞭炮一样炸开,热汤和菜肴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婆婆的脸在蒸汽中扭曲变形,而我自己站在桌旁,双手颤抖,仿佛刚才掀翻桌子的不是我,而是某个附身的恶灵。
惊醒时,凌晨四点的闹钟还没响。黑暗中只有空调运转的微弱声响和我急促的呼吸。我摸索着拿起床头的手机,屏幕的冷光照亮了我手腕上还未完全消退的淤青。
今天是出院后第一天复工。我小心翼翼地起身,生怕惊醒身旁熟睡的丈夫陈浩。但他那边是空的,冰冷的枕头暗示着他昨晚可能根本没回卧室睡。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眼下两团青黑。我轻轻撩起睡衣袖子,胳膊上的淤痕已经由紫转黄,像一幅抽象的水墨画,记录着十一天前那场闹剧。热水冲刷过身体时,我闭上眼睛,任由水声淹没回忆。
“田颖,这么早?”门卫张师傅惊讶地看着我刷卡进门。
我勉强笑了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
清晨六点的办公楼空无一人,走廊里只有我高跟鞋的回声。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我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光芒映照着我疲惫的脸。部门副经理——这个我奋斗八年才得到的位置,差一点就因为那场冲动而失去。
“哟,这么积极?”办公室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李姐端着咖啡杯站在那里,眼神里既有同情又有好奇。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家发生的闹剧,我只请了十天年假,理由是“家庭紧急事务”。在这个二百人的中型企业里,流言蜚语传播的速度比邮件还快。
“住院期间落下的工作太多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低头整理文件。
李姐走近几步,压低声音:“听说你把婆家的饭桌掀了?”
我手中的笔差点掉落。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说的?”我努力保持平静。
“我表妹在二院工作,说看见你被送来急诊。”李姐的眼中闪烁着不容我逃避的光芒,“田颖,到底怎么回事?你这种性格的人,怎么会...”
怎么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她想这么说。是啊,在大家眼中,三十三岁的田颖是公司最沉稳的副经理,处事圆滑,从不与人红脸。这样的我,怎么会当着客人的面掀了婆家的饭桌?
“那天我状态不对。”我简短地回答,希望她能识趣地不再追问。
李姐叹了口气,终于走开了。我长舒一口气,打开邮箱,三百多封未读邮件像山一样压来。正常,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你的私人生活多么崩塌,工作永远不会停止它的 demands。
处理邮件的间隙,我的思绪飘回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周末。
陈家沟,我丈夫出生长大的小山村,位于省城两百多公里外。每次跟陈浩回去,我都能感受到村民们看我的目光——那种混合着羡慕与排斥的眼神。城里来的媳妇,大学毕业,公司白领。我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城里姑娘娇气”“看不上我们这穷山沟”。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努力融入,真的。我学做当地的特色菜,记住每个亲戚的生日和喜好,甚至自掏腰包为村里修了那条水泥路。可无论我怎么努力,在公婆和乡亲眼中,我始终是个外人。
那天是公公的六十大寿。陈家沟有个传统,六十大寿要办得风风光光,宴请全村。从半个月前,婆婆就天天打电话来,事无巨细地安排菜单、座位、仪式。
“小颖啊,这次请的可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村长、支书都会来,你可不能给咱家丢脸。”婆婆在电话里反复叮嘱。
我提前两天就请假回了陈家沟,帮着打扫卫生、准备食材。寿宴当天,我从清晨五点就开始在厨房忙碌,切菜、炖肉、蒸鱼。七月的天气闷热难耐,厨房像蒸笼一样,我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城里人就是娇气。”我切菜时听见二婶在院子里低声对婆婆说,“看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哪比得上咱村姑娘能干。”
我握刀的手紧了紧,但没作声。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指指点点。
下午五点,客人陆续到来。二十多口人挤在院子里,喧闹声、劝酒声、孩子的哭闹声混作一团。我穿梭在人群中端茶倒水,感受着背后审视的目光。
“浩子媳妇,听说你在城里当经理?管多少人啊?”酒过三巡,村长红着脸问。
“大概三十人左右。”我谦虚地回答。
“女人家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如早点生个孩子实在。”村支书醉醺醺地插话,“浩子都三十五了,该有后了。”
我感觉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陈浩坐在一旁,只是憨厚地笑着,没有任何替我解围的意思。这些年来,他一直这样,在父母和乡亲面前,从不维护我。
“小颖,去厨房看看汤好了没。”婆婆吩咐道。
我如获大赦般逃离酒桌。厨房里,最后一锅鸡汤正在火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我掀开锅盖,蒸汽扑面而来,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想把整锅汤掀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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