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电话来得毫无征兆,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击碎了我按部就班的世界。当时我正在核对这个季度的报表,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和空调低鸣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合的、令人安心又麻木的气息。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是“妈”,我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心想她大概又是来问我晚上想喝排骨汤还是鸡汤这类甜蜜的琐碎。
然而,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母亲惯常那种带着些许疲惫却总是温软的嗓音,而是一种被极大的惊恐和屈辱挤压变调的、破碎的呜咽,间杂着剧烈的、几乎要喘不上气的抽泣。
“小颖……他们、他们把我……把我赶出来了……东西……全扔街上了……门锁了……” 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带着寒冬腊月的冰碴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猛地从工位上站起来,椅子腿和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引得旁边几个同事投来诧异的目光。可我顾不上了,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四肢冰凉。
“妈?!你说清楚!谁?谁把你赶出来了?你在哪儿?”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颤抖得厉害,手心里瞬间沁满了冷汗。报表上的数字在我眼前模糊、旋转,变成一团毫无意义的乱码。
“是……是志强和他的姐姐们……”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背景音是嘈杂的车流和风声,她像一片被狂风撕扯的落叶,飘零在陌生的街头,“你继父刚走……还没过‘头七’啊……他们就把我的衣服、东西……全都扔到大门外……把锁换了……我……我回不去了……”
志强。李志强。我继父李大山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我名义上的“哥哥”。一股混杂着愤怒、荒谬和冰冷寒意的浪潮将我淹没。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在我称之为“家”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小院门口,母亲那些颜色朴素、洗得发白的衣物,她视若珍宝的、继父当年送的一条羊毛围巾,还有她偷偷给我女儿织到一半的小毛衣,像一堆肮脏的垃圾,被粗暴地丢弃在尘土飞扬的街边。而那扇熟悉的、漆皮有些剥落的暗红色铁门,此刻一定挂着一把崭新、冰冷、泛着金属寒光的锁头,将母亲和她二十多年的付出,彻底隔绝在外。
“妈,你别动!就在原地等着!告诉我具体位置!我马上请假回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抓起包和车钥匙,甚至来不及跟主管打声招呼,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冲出了办公室。城市的车水马龙在我眼前化成一片流动的光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小镇,回到我受辱的母亲身边!
我叫田颖,三十五岁,是这家大型企业里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管理人员。每天面对着电脑、报表、会议和永远也处理不完的邮件,生活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母亲和继父生活在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清水镇。继父李大山半个月前因肝癌去世了,从确诊到离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母亲全程衣不解带地伺候,人都瘦脱了相。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去奔丧,看着继父那边几个儿女——李志强、李秀娟、李秀玲——虽然脸上有悲戚,但办事时那种精明的、划分界限的眼神,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我想着,毕竟二十多年的夫妻了,母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不至于太过分。没想到,人心之恶,竟能凉薄至此!继父尸骨未寒啊!
一路上,我把车开得几乎要飞起来。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关于母亲、继父以及那个家的无数片段。
母亲嫁给继父李大山时,我刚上初中。我的生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因病去世,记忆早已模糊。母亲一个人拉扯我,日子过得艰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带着三个半大孩子的李大山。李大山是个沉默寡言的木匠,手艺不错,人看着也老实。母亲图他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不顾外人议论“给人当后妈不容易”,还是嫁了过去。
清水镇是个不大的地方,一条主街,几家店铺,街坊邻居都熟识。刚开始,日子确实不易。李志强那时正是叛逆的少年,没少给母亲脸色看,偷偷藏起母亲的鞋子,或者在她做的饭菜里撒一大把盐。李秀娟和李秀玲两个女孩,表面客气,眼神里却总带着疏离和审视。母亲都默默忍了下来。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大家子的早饭,伺候继父吃完去上工,然后打发几个孩子上学,自己再去镇上的手套加工厂做计件工。晚上回来,又是做饭、洗衣、收拾,伺候老的,照顾小的。
她对待继父的三个孩子,甚至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小心翼翼。有什么好吃的,紧着他们先吃;做新衣服,先紧着他们。她常说:“小颖,你是妈亲生的,受点委屈没啥。他们没了亲妈,咱得多疼着点。”
继父李大山,是个典型的中式男人,不善表达,甚至有些懦弱。他知道母亲辛苦,偶尔会偷偷塞给母亲一点零花钱,或者在我受委屈时,笨拙地摸摸我的头。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调和妻子与前妻子女之间的矛盾,多数时候选择沉默,或者和稀泥。印象最深的一次,李志强诬陷我偷了他的钢笔,继父明明知道不是我,却只是呵斥了志强几句,然后对母亲说:“孩子间打闹,别太当真。”母亲当时眼圈就红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晚上偷偷在我枕头下塞了一支新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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