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气味浓烈得刺鼻,像一条贪婪的毒蛇,缠绕着科卢韦齐镇唯一一家像样医院的每一寸空气。这气味并非纯粹的清洁剂的味道,而是掺杂了血腥的咸涩、廉价药膏的苦甜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热带病患特有的腐朽气息。它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却又无可回避的混合体,填满了林野所在的这间狭小、闷热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管悬挂在头顶,发出令人烦躁的嗡嗡声,光线冰冷而苍白,毫无温度地打在林野毫无血色的脸上,也打在他因为脱水、疼痛和惊吓而显得异常憔悴的侧脸上。他的左腿被厚重的石膏和一套复杂、冰冷的金属支架牢牢固定,像一件被粗暴修复的残破展品,以一种极其别扭的角度高高吊起,远离床铺。每一次细微的移动,哪怕只是脚趾在绷带下无意识的抽搐,都如同有烧红的钢针在骨髓深处搅动,带来一阵阵足以令他眼前发黑、冷汗瞬间浸透病号服后背的剧痛。汗水沿着他的额角滑落,滴在干裂的嘴唇上,带来一丝短暂的咸涩,随即又被更深的干渴吞没。
窗外的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随时会倾泻而下。远处的工地隐约可见,只有零星的灯光在昏暗的夜色中闪烁,像一群迷失的萤火虫。那里,曾经是他挥洒汗水、与老周他们并肩作战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他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那根刻着“流血的太阳”图腾的钢轨,那崩塌的38度陡坡,那喷溅着血锈泥浆的桩孔,还有老周那张惊愕而痛苦的脸…一幕幕如同慢镜头般在他脑海中反复回放,每一次都伴随着左腿深处那钻心的疼痛。
他试图集中精神,将那些画面驱散,但无济于事。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如同两条绞索,死死地勒住他的脖颈,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感觉自己像一艘搁浅在沙滩上的破船,被无情的浪潮反复拍打,每一次冲击都带来新的裂痕和痛苦。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发出吱呀一声轻微的呻吟。不是医生,也不是恩科西或者他那些工友。进来的是两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走在前面的是个本地面孔,约莫四十岁上下,穿着一身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深色西装,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略显拘谨的笑容,眼神里却藏着一种职业性的警惕和距离感。他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像是慰问品的塑料袋,但那袋子的廉价感与他的衣着形成了微妙的反差。跟在他身后的是个白人,身材挺拔,穿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拎着一个印着集团Logo的昂贵公文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毫无温度、如同扫描仪般锐利的眼眸,正漠然地扫视着病房里的陈设。
他们是集团法务部的代表。林野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冰冷的藤蔓,瞬间缠住了他的心脏。
“林野先生,”白人法务用流利但腔调刻板的英语开口,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突兀,像一把钝刀,刮擦着林野敏感的神经,“关于您在K15 500段不幸遭遇的工伤事故,集团深表遗憾。依据您与集团签订的《东非区域项目员工保障协议》,以及当地相关劳工法规,我们已为您核算了本次事故的赔偿方案。”
本地法务随即走上前,脸上挂着更职业化的微笑,将一个崭新的文件夹和一支签字笔递到林野面前。文件夹的封面上印着集团那熟悉的、象征着力量与财富的LOGO,纸张崭新挺括,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与病房里浓重的消毒水味格格不入。
林野的视线有些模糊,不是因为灯光,而是因为剧痛和虚弱。他强忍着,艰难地转动眼珠,目光艰难地聚焦在那份文件上。白纸黑字,冰冷的数字如同针尖,一针一针地刺入他的眼帘,也刺入他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
工伤赔偿金总额:170,000元人民币
明细: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0,000元(依据《东非区域项目员工伤残等级评定标准》,评定为七级伤残)
医疗费垫付:40,000元(集团已先行垫付,后续凭票据多退少补)
住院伙食补助及护理费:10,000元(预估)
十七万。这个数字在惨白的灯光下跳动,像一个无声的嘲笑。林野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国内。在国内,同样是七级伤残,同样的工伤事故,赔偿金通常是这个数字的数倍,甚至更多。这里,遥远的非洲,异国他乡,似乎连受伤的赔偿,都要被廉价化、边缘化。一股冰冷的寒意,比腿上的剧痛更甚,从脊椎底部迅速蔓延上来,直达头顶,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他记得,事故发生时,那块滚落的巨石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几乎将他整个吞噬。老周冲过来,用身体护住了他,自己却…而他自己,也付出了左腿粉碎性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的惨痛代价。他躺在血泊和泥浆中,感受着生命的流逝,听着老周在身边痛苦地呻吟,那一刻,他甚至没有想过赔偿,只想着活下去,想着老周能平安。可现在,活下来,似乎成了他需要用钱来“赎买”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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