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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洲市委组织部的会议室内，何江林盯着投影幕上的一张人事变动图表，面色冷峻。
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遭遇系统性“掣肘”。
五个县区在本轮干部评估中列入“观察名单”，其中有三个，突击上报干部“转岗申请”，理由出奇一致：“身体原因”“家庭变动”“不再适配新职责”。
而实际情况，只有一个词能概括——躲评估。
这些人，或是地方旧派系在县里深耕多年、根基盘根错节；或是被动应付新机制、对制度改革内心抵触。
看似合规，实则消极对抗。
何江林把最后一页报告合上，声音平静，却压着怒火：
“干部可以不在系统推荐名单里，但不能自己玩消失。”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谁也别想借机脱身。”
与此同时，岳西市委大院。
原本因推进不力被列入“调整建议名单”的县委常委黄志清，却忽然被市里重新任命为“重点产业对接专员”，同时安排进了市平台公司挂职，职务“平调”。
乍一看，是地方安排干部继续发挥作用，实则绕过制度筛选，重新包装，规避问责。
市委组织部一位年轻副部长看着这纸任命书，忍不住摇头：
“这已经不是操作问题，是政治态度问题。”
“制度选人刚起步，就开始钻空子。”
文件刚送到省里，当天就被制度推进办驳回。
赵斌签批一句：
“地方安排干部必须与平台表现挂钩，凡脱离评估系统，建议冻结财政专项配套支持。”
星城市制度办公室内，李一凡坐在会议桌前，手中捏着一份报告。
报告来自制度推进办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完成的《全省县域改革阻力图谱》。
图谱中，红色标注的区域，集中在岳西、江陵、南楚一带；黄色警示区域则覆盖昌州、衡洲、东阳等七市十三县。
报告结尾这样写道：
“部分地市组织系统正逐步形成‘规避机制’，通过人事技术手段干扰制度运行，建议上升组织处理级别。”
李一凡合上文件，抬头看向赵斌：
“这不是制度的问题，是用人旧体系在反扑。”
“以前他们看资历、看圈子，现在我们按项目、按责任、按表现。”
“你想他们怎么想？当然是——不适应。”
会后，李一凡召集制度推进办、组织部部分骨干，在省委五号会议室紧急碰头。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识别不了人，而是旧系统在拖人。”
“所以我们必须打破一个惯性——所有人都在一个评估口子上竞争，必然有人觉得吃亏。”
赵斌点头：“书记，您是说……引入分类制度？”
李一凡点头，语气沉稳：
“我们要划分干部类型。”
“项目型干部、管理型干部、服务型干部——不能一刀切评估，更不能同一维度选拔。”
“这样既能压制那些搞形式主义的，又能让真正干事的人走得更远。”
他望向许宏志：
“我建议，设立‘分类指导制度’试点。”
“先在昌州、江陵、衡洲三地推行，把县域干部划档分类，按需选拔。”
“——谁擅长管工程的就让他去带平台，谁擅长抓社会事务的去稳民生，不搞一锅煮。”
许宏志沉思片刻，点头：“我组织部支持。”
“只要分类合理，提拔路径清晰，干部就会安心，派系就难以运作。”
赵斌随即补充：
“我们可以同时在系统内嵌入‘分类档案’模块，干部调动、评价、成长路径将按类型同步标记。”
“所有非匹配调动，一律需要专项说明。”
这就意味着，一旦执行，地方组织部门要提一个项目干部去管民政，就要接受系统自动“红色提示”。
组织程序，从此不得“想提谁就提谁”。
第二天，省委办公厅发布《分类指导干部选拔试点工作方案》。
文件核心内容有三条：
1. 将县级干部按履职特征划分为三类：项目型、综合型、事务型，分别设定岗位分布与成长路径；
2. 地方组织部在提交干部推荐名单时，需同时标注分类类型及岗位匹配逻辑；
3. 非系统内推荐且无正当理由的任命，将进入组织观察名单，接受纪检联合核查。
消息一出，各地人事系统一片震动。
尤其是那些擅长“技术走位”的干部——他们最怕的，就是被打上“事务型”标签，再难靠关系挪动到重要岗位。
衡洲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看着人事组提报的最新名单，一言不发。
副秘书长看出端倪，低声提醒：“书记，这次省里是玩真的。”
“分类制度一上，不止不能乱提人，连干错了的都能被标记系统性不适配。”
书记点头：“这下真成了把干部装进格子里了。”
李一凡则站在省域治理的更高视角思考——
这场改革看似在人事层面动刀，实则是通过“分类”打破“地方人情推荐”和“权力暗箱”两大官场潜规则。
从今往后，干部之路不再是拼谁跟着谁，而是拼谁在对的岗位上干出了对的结果。
—
他在文件最后一页写下批示：
“分类不是标签，而是制度清理的一把梳子。”
“让该干事的人能上，不该干事的人无处遁形。”
一场县域干部体系的风暴，已在潇湘悄然成型。
而李一凡，则稳稳站在风暴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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