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医院二楼,哈里斯医生办公室的门,在深夜十一点被轻轻关上,隔绝了走廊里最后一点声息。房间里只亮着一盏绿色的玻璃罩台灯,光线聚焦在宽大的橡木书桌中央,将周围沉入一片昏昧的阴影。窗外,津门的夏夜并不宁静,远处隐约传来码头轮船的汽笛和海河水流沉闷的呜咽,但这些声音仿佛被厚厚的墙壁和深色的窗帘过滤、推远,只剩下一种模糊的背景嗡鸣。
哈里斯没有离开。他脱去了白天的长袍,只穿着熨帖的白色衬衫,领口松开,袖子挽到手肘。但他坐姿依旧笔挺,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被柔和的绿光从侧面照亮。他面前的书桌上,此刻不再是手术图谱或英文医学期刊,而是摊开着一份份病历记录、护理单、体温图表,以及几张他亲手绘制的、线条规整的对比表格。
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笔尖悬在一张空白表格的上方,微微颤抖——不是疲惫,而是一种近乎亢奋的专注。灰蓝色的眼睛,在台灯光下闪烁着某种奇异的光芒,那不再是单纯的外科医生的锐利,更混合了研究者发现异常数据时的惊疑与灼热。
三天了。
距离那台史无前例的“中西医合作”阑尾切除术,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二小时。而患者赵老栓的恢复轨迹,像一道偏离了所有已知坐标系的奇异曲线,顽固地、持续地展现在每一次体温测量、每一次脉搏计数、每一次伤口检查的记录里。
最初,哈里斯只是习惯性地让护士详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原则,一切以数据为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那些数字一项项被填入表格,与记忆中无数类似病例的“常规”数据进行无声对比时,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违和感攫住了他。这违和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今夜推掉了英租界俱乐部的牌局,独自留在办公室,决定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彻底的回顾与比对。
他抽出一张新的坐标纸,用尺子画出清晰的横纵轴。横轴是“术后时间(小时)”,从0开始标记。纵轴则分为几个部分:体温(℃)、心率(次/分)、血压(mmHg-收缩压)、肠鸣音(分级:0=无,1=微弱偶闻,2=清晰存在,3=活跃)、排气/排便时间标记、切口情况(分级:1=良好,2=轻度红肿/渗出,3=明显感染)、镇痛药(乙醚/吗啡)使用量(相对单位)、以及一个他犹豫片刻后添上的特殊项:“针灸干预(有/无)及时间段”。
然后,他开始工作。首先处理的是赵老栓的数据。
他从病历中提取出关键节点:
· 0小时(手术结束时): 体温39.1℃,心率108,血压92/63,肠鸣音0,切口情况1(敷料覆盖),镇痛药用量:术中乙醚总量记为100%(作为基准)。
· 6小时: 体温38.8℃,心率102,血压94/65,肠鸣音0-1(记录:微弱,偶闻),切口未更换。
· 12小时(术后首夜): 体温38.5℃,心率98,血压96/66。开始小剂量“大黄牡丹皮汤”加减方鼻饲。
· 24小时(术后第一日晨): 体温37.8℃!心率92,血压98/68。肠鸣音1-2(清晰存在)。首次少量米汤进食。排气(上午)。 切口更换敷料:情况1(干燥,轻微红肿)。
· 48小时(术后第二日): 体温37.5℃。心率88,血压100/70。肠鸣音2。开始尝试稀粥。排便一次(软便)。切口情况1。镇痛药:术后仅使用过一次极小剂量口服镇痛剂(相当于常规用量的30%)。
· 72小时(此刻): 今日下午记录显示,体温37.2℃(接近正常)。心率84,血压102/72。肠鸣音2-3(活跃)。已可下床站立片刻。切口拆线?按计划应在第5-7天,但目前状况极佳,愈合速度惊人。
哈里斯用清晰的点线,将老栓的数据标注在图表上。一条红色的曲线,代表体温,从39.1的高点,几乎是一条陡峭的直线,在24小时内降至37.8,随后平缓下滑至正常。心率和血压曲线也呈现出快速稳定、稳步改善的趋势。肠鸣音从无到有、到活跃的时间,大大提前。排气时间标记在24小时处,像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切口情况始终维持在“1”。而镇痛药用量栏,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那次微不足道的口服。
这组数据本身已经足够惊人。但哈里斯要的不是孤证。他需要对照。
他闭上眼,在脑海中调取,然后从档案柜里翻找出过去两年内,广济医院接收的、病情严重程度与赵老栓最接近的阑尾炎穿孔腹膜炎病例。他找到了三份:病例A,中国商人,45岁;病例B,俄国水手,28岁;病例C,教会学校教师,32岁。他们都接受了哈里斯主刀的阑尾切除术,术后接受了标准的西医治疗(补液、镇痛、有限抗感染、等待自愈)。他们的数据,代表了哈里斯所熟悉的“常规”恢复路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