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怀远的电话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苏明成心中激起圈圈复杂的涟漪。这个他血缘上的父亲,一个在他三十多年人生中彻底缺席、如今却以如此戏剧性方式闯入的男人,带着跨国资本的威压、历史污点的阴影,以及一种名为“谈判”的橄榄枝,要求见面。
苏明玉的情报如芒刺在背:靳怀远此行名为善后,实为自保,甚至有“寻找替罪羊”的嫌疑。见面,无疑是与虎谋皮,风险极高。但正如苏明玉所说,这也可能是彻底了结一切的机会。对方在明处已落下风(证据在手,张晟倒台,内部压力巨大),主动寻求接触,说明他迫切希望止损,甚至可能愿意付出相当代价来换取某种“和解”或“封印”。
“见。”苏明成对着电话那头的苏明玉,只回了一个字,声音平静却斩钉截铁,“但不是他定规矩。”
“你想在哪里?”苏明玉问。
“上海,但不去他选的地方。外滩茂悦大酒店,顶楼‘非常时髦’酒吧露台,明天下午四点。”苏明成快速说道,“那里是公共区域,视野开阔,人流可控,我们的人容易布防和观察。只准他带一个助理,我们这边,我和你,加上老陈在外面策应。律师准备好相关法律文件草稿,如果谈得拢,当场可以签意向书;如果谈崩,我们安全撤离。”
“要谈什么条件?”苏明玉追问。
“核心三条:第一,他和瑞康集团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永久放弃以任何形式(包括商业、舆论、人身)针对我、苏明玉、苏大强、朱丽及我们未来直系亲属的一切行动与威胁,并确保其关联方同样遵守。第二,他就其历史行为及近期纵容或未能阻止张晟等人对我家庭的侵害,做出正式道歉,并承诺在未来合适的非公开场合,澄清我母亲赵美兰女士的名誉。第三,基于其‘道义责任’及对我家庭造成的实际损害,提供一笔足额的经济补偿,具体金额由律师根据精神损害、误工损失、安保费用、未来风险溢价等计算提出。”苏明成条理清晰,“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承诺,在确保上述条件得到履行、且我们家庭安全无虞的前提下,不主动公开、传播或利用手中关于他个人及瑞康早期在华特定历史问题的证据进行商业攻击或舆论炒作。但保留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的自卫性披露权利。”
条件苛刻,尤其是第三条的经济补偿,带有某种“赎买”性质。但苏明成很清楚,对于靳怀远这种级别的人物,纯粹的道德谴责或法律威胁(跨国诉讼极其艰难)可能不足以形成持久约束。必须将他的利益(金钱、声誉、地位)与苏家的安全深度捆绑,让他“舍不得”再掀波澜。而足够的金钱补偿,也能为苏家未来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尤其是在父亲需要长期疗养、孩子即将出生的关口。
“他会答应吗?”苏明玉沉吟。
“他会的。”苏明成看着窗外城市的天际线,目光冷冽,“因为他没得选。我们手里的东西,能让他失去的远比这些条件多得多。董事会的位置、一生的声誉、甚至晚年的自由。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懂得计算利弊。”
计划迅速制定。律师团队连夜准备文件;苏明玉协调上海的安保和监控资源;老陈带人提前抵达酒店勘察地形;小杨负责通讯和技术支持。朱丽留在苏州,陪着尚在重症监护的苏大强,由可靠的人保护。
第二天下午,上海,外滩。秋日的阳光为这座金融都市披上一层金辉,黄浦江上船只往来,对岸陆家嘴的摩天楼群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壮观。茂悦大酒店顶楼的露台酒吧,此刻客人不多。苏明成和苏明玉选择了一张靠近玻璃围栏、视野最佳且背靠实墙的桌子坐下。苏明成点了一杯苏打水,苏明玉要了咖啡,两人看似悠闲,实则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老陈和几名便衣分散在露台各处及楼下关键位置。
三点五十八分,电梯门打开。靳怀远出现了。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显年纪,约莫六十出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两鬓染霜,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羊绒大衣,内搭浅色衬衫和深色领带,举止从容,带着久居上位的沉稳气度。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提着公文包、神色精干的亚裔男性助理。
靳怀远的目光扫过露台,很快锁定了苏明成。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停顿了零点一秒,眼神深处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审视、感慨、或许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愧疚或戒备,但迅速被得体的平静所覆盖。他朝助理微微点头,独自向苏明成这桌走来。
“苏明成先生,苏明玉小姐。”靳怀远在桌前站定,声音温和,略带一点久居海外留下的口音,“感谢你们愿意见面。”
“请坐,靳先生。”苏明成没有起身,抬手示意对面的空椅。苏明玉只是微微颔首,目光如扫描仪般打量着对方。
靳怀远坐下,将大衣搭在椅背上。侍者过来,他要了一杯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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