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从带老朱看南京大屠杀开始 第62章 汉武帝：卫青、去病若在，岂容胡马如此践踏中原

天幕又陡然变得沉重而暗红，如同被鲜血浸染。它缓缓投射出一段中华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黑暗的篇章——五胡乱华。自304年匈奴刘渊、氐人李雄率先起兵建国，至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这百余年间，中原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与屈辱之中。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族势力趁西晋“八王之乱”后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之际，大举南下入侵中原，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天幕以极其写实甚至残酷的画面，向万朝古人展现了这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文明几近倾覆的血泪史，其景象之惨烈，令所有观看者窒息、震怒、悲恸，继而爆发出冲天的怒火与不屈的呐喊。

天幕首先揭示了五胡乱华的深刻背景与起因。其根源可追溯至汉朝以来长期的“招抚胡人”政策。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汉魏政府不断将归附的匈奴、羌、氐等族迁入塞内，与汉人杂居。到西晋初期，内迁的胡人数量已极为庞大，据载匈奴有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更达250万之众。

西晋“太康之治”时，全国人口约2450万，北方汉人仅占三分之一，形成“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这些胡人逐渐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然而，西晋统治者并未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反而对胡人实行压迫和奴役，积怨甚深。更为致命的是，西晋皇室内部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年），诸王相互攻伐，耗尽国力，民生困苦，军队精锐损失殆尽，中央权威荡然无存。

八王之乱彻底掏空了西晋的根基，正如天幕所示：“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给了早已盘踞周边、怨愤已久的胡人可乘之机。灾难的序幕由氐族及匈奴族揭开。304年冬，氐族领袖李雄占据成都，自称“成都王”，建立成汉政权；几乎同时，匈奴贵族刘渊在离石起兵，自称汉王，建立汉赵（前赵）政权。西晋的丧钟就此敲响。311年（永嘉五年），刘渊之子刘聪派遣大将石勒、刘曜、王弥等率军攻破帝都洛阳，俘虏晋怀帝，纵兵烧杀抢掠，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祸”或“永嘉之乱”。

316年，刘曜又攻陷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彻底灭亡。天幕真实地展现了这些惨绝人寰的场景：昔日繁华的洛阳、长安化为焦土；匈奴、羯族骑兵肆意屠戮手无寸铁的百姓；无数衣冠士族、平民百姓被迫踏上漫漫南迁路，即“衣冠南渡”，他们扶老携幼，颠沛流离，途中死伤枕藉。北方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更迭，战乱不休。

天幕以大量篇幅聚焦了胡人政权统治下北方汉人所遭受的非人苦难与残酷压迫。许多胡人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甚至大规模屠杀汉人。后赵的羯族皇帝石虎，残暴荒淫，大兴土木，征发数十万民夫，视人命如草芥。其统治下“人民生活越来越艰苦……不顾人民死活，不断发动战争，横征暴敛”。更令人发指的是，羯族军队行军作战甚至不带军粮，而是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双脚羊”，夜间淫乐，白天则宰杀烹食。

这种极端野蛮的行径，看得万朝古人毛骨悚然，怒火中烧。秦始皇看到此处，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屠戮朕之华夏子民，竟至于此！恨不能再生，尽诛此等豺狼！” 汉武帝则拍案而起：“卫青、去病若在，岂容胡马如此践踏中原！” 整个北方人口锐减，谷底时期人口仅存三成多，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原文明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然而，华夏民族并未屈服。天幕同样展现了北地汉人悲壮的自救与反抗。面对浩劫，汉人采取了多种方式求生抗暴：其一是大规模南迁。大量北方士族和民众逃往相对安定的江南，投奔东晋政权。“中原士族十不存一”、“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朝廷为安置流民，设置了大量“侨郡侨县”。他们的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为华夏文明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其二是筑坞自保。在北方，无力南迁的汉人百姓和豪强，纷纷结寨筑垒，建立坞堡，拥兵自守，在乱世中艰难求存。这些坞堡成为战火中保存汉族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微小据点。

其三是英勇的军事反抗。天幕重点展现了冉闵的悲壮抗争。350年，冉闵推翻残暴的后赵，建立冉魏政权。他颁布了着名的“杀胡令”，号召汉人复仇，对肆虐中原的羯族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羯族与凶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冉闵最终虽兵败被擒，面对慕容俊的嘲讽，他慷慨陈词：“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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