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之后,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他深知“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治理这个疆域空前辽阔、各地习俗文化差异巨大的帝国,成为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课题。
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并未沉溺于胜利的喜悦,而是以惊人的远见和魄力,进行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两千余年政治格局的制度创设与改革,其顶层设计能力,堪称古代帝王中的“大师级”人物。他首先解决的是名号问题,认为“王”的称号已不足以彰显其空前绝后的功业。
于是,他下令“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群臣上奏:“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但嬴政并未完全采纳,他部分采纳了群臣的建议,却做出了一个更为石破天惊的决定:“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他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合称为“皇帝”,自称“始皇帝”,并希冀“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此,“皇帝”一词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专属称号,直至清帝退位。与之配套,他还规定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印章称“玺”(多用玉制),并制定了一套极其繁琐而庄严的朝仪和避讳制度,从名号、礼仪上彻底将皇帝神化、至高无上化,确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绝对**皇权原则。
在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名号与权威后,嬴政便开始着手构建一套高效且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官僚体系,以取代以往依赖血缘和世袭的贵族政治。
在中央,他建立了三公九卿制,作为帝国最高的行政管理架构。“三公”即:丞相(分左、右,为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副丞相,掌管图籍秘书,负责监察百官,并拥有重要诏书的起草和下达权)、太尉(掌管全**事,但实际军权仍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此职时常空缺)。
三公之下设“九卿”(实际数量不止九位),包括: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和皇帝侍从)、卫尉(掌管宫门屯卫)、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廷尉(掌管刑狱,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和粮食)、少府(掌管皇室私产和山海池泽之税,以及官府手工业)。
这套中央官僚体系的特点是:职掌明确,分工细致,相互牵制(如丞相总政却受御史大夫监察,太尉掌兵但调兵需皇帝虎符),最终所有权力都汇总于皇帝一人之手,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也打破了以往贵族世袭垄断高位的局面,为大量有才能的士人(如李斯、尉缭等)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通道。
在地方治理模式上,秦始皇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是沿用传统的分封制,还是推行全新的郡县制?当时,丞相王绾等人就建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即在偏远地区分封皇子为王,以镇守地方。这无疑是一个看似稳妥、遵循旧制的方案。然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李斯深刻地指出了分封制必然导致血缘疏远、相互攻伐、尾大不掉的弊端。秦始皇极具远见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毅然决然地说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于是,他彻底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初时分为三十六郡,后随着疆域拓展增至四十六郡。
每郡设郡守(行政长官)、郡尉(军事长官)、监御史(监察长官,直属中央御史大夫)三者分权并立,互不统属,直接向中央负责。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县尉、县丞等佐官。县下设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等职。
乡下设亭、里等基层组织。这套中央→郡→县→乡→亭→里的垂直管理体系,确保了中央政令能够高效直达社会最基层,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框架。虽然其推行过程中存在操之过急、忽视地域文化差异等问题,但其历史进步性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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