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城的官署院落里,梧桐叶子正绿得发亮,蝉声聒噪得像是要把整个夏天的闷热都喊出来。幕僚陈琡坐在自己那间狭小却异常整洁的值房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仿佛周遭的空气都带着某种他无法忍受的污浊气味。他不是个普通的文书小吏,他是曾为白居易《长恨歌》作注、文品极高的陈鸿之子,家学渊源,自带一股清流般的傲气。这傲气在咸通年间的徐州幕府里,显得格外扎眼,也格外脆弱。
尤其让他如坐针毡的,是同院办公的一位武姓同僚。此君乃是前朝宰相武元衡的后人,又娶了汾阳公主的女儿,身份显赫,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好施小计”,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在陈琡那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道德观里,这等人物简直是官场污泥的化身,多看一眼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眼睛。与武某共处一院,每日看着他那张堆满算计笑容的脸,听着他那些言不由衷的应酬话,陈琡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被慢性腐蚀。
终于,在一个闷热得连蝉都懒得叫的午后,陈琡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决定。他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向上司郭铨递交什么辞呈,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寥寥无几的私人物品——几卷书,一方砚,几件换洗的粗布衣服,然后带着全家老小,如同逃离瘟疫一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徐州城,径直南下,一头扎进了句曲的茅山之中。
这茅山,似乎是专收这等决绝隐士的宝地。但陈琡的隐居,比之前的陶弘景、朱桃椎还要更进一步,添了几分令人瞠目的“行为艺术”色彩。他在山中,不仅与世俗官场割裂,甚至连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也一并“修行”了起来。他与结发妻子,竟分隔两座山头而居!美其名曰摒除俗念,潜心向佛。他给自己置办的行头,是“短褐”——粗布短褂,腰间胡乱扎一根布带,打扮得如同山野樵夫,全然不见昔日官署中哪怕一丝的体面。每日里,他只是独自在那简陋的茅庵中焚香、坐禅,对着青灯古卷,追寻他那玄之又玄的内心平静。
至于那位被“发配”到隔壁山头的妻子,陈琡倒也并非完全绝情。或是一年,或是半载,他才会“纡尊降贵”地,依旧是那身短褐行头,草草地去与妻子见上一面。这情形,不像是夫妻团聚,倒像是方外之人偶尔的布施探望。想象一下那场面:妻子望眼欲穿,终于盼来丈夫,见的却是一个穿着像逃难、神情像入定的“僧人”,这婚姻生活,可谓是将“相敬如冰”发挥到了极致。
在徐州做幕僚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陈琡也并非全无交往。他与当地流沟寺的一位长老颇为投缘,算是唯一的方外之交。即便是去见这位方外友人,陈琡也坚持着他的“短褐”原则,绝不因对方是得道高僧就换上稍微正式点的衣物。或许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与内省中,他居然自述(或许是撰写或抄录)了三卷《檀经》,视为珍宝,随身携带。在最终决定彻底隐居、离开流沟寺时,他还特意留了一章经卷给长老,并留下了那段充满机锋与无奈的话:“行走时如独轮的车,经常畏惧道路倾覆。不动时如圆底的器具,经常害怕别的物件触碰它。动与不动都如此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尽早远离俗世呢。” 他将自己比作动辄倾覆的独轮车和静怕触碰的圆底器,无论动静,皆感不安,唯有彻底远离,方能得片刻安宁。这等心态,已近乎被迫害妄想,其孤介偏执,可见一斑。
时光流转,到了唐僖宗乾符年间,天下已有乱象。陈琡的弟弟陈琏,走了和兄长相似的道路,也在徐州辅佐新任长官薛能,做了一名幕僚。或许是兄弟连心,或许是山中岁月实在过于清寂,陈琡竟然从他丹阳的隐居地,撑着一叶小舟,沿着水路,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徐州地界,想要探望弟弟。
弟弟陈琏的上司薛能,是一位颇重文人士大夫风骨的官员,他早就听说过陈琡的“大名”,对其特立独行的作风心生敬重。听说陈琡到了彭门(徐州附近),薛能大喜过望,立刻派人盛情邀请他入城,想要好好款待这位名士之后、当代“高逸”。
然而,陈琡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站在他那条破旧的小船上,对着前来邀请的使者,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语气坚定得如同茅山的岩石:“不去!绝对不去!老夫早已发下重誓,此生绝不复踏入公门一步!此誓天地共鉴,绝无更改!”
使者回报,薛能愕然之余,非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对陈琡的“守信”和“风骨”更加钦佩。这位封疆大吏竟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你不上岸,我便下船!他带着美酒佳肴,亲自乘船前往彭门,到陈琡那艘寒酸的小船上拜访他!
于是,在徐州城外宽阔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边是装饰华美的官船,一边是简陋的渔舟,两位身份悬殊的人,隔船相望,然后薛能踏上了陈琡的小船。两人就在那摇摇晃晃、充满鱼腥味和水汽的小舟上,相谈竟日。从日出谈到日落,从佛法谈到诗文,再到天下大势。薛能被陈琡那看似偏执,实则不乏真知灼见的言论所吸引,而陈琡,或许也难得地找到了一位能理解他部分想法的倾听者。直到夜幕低垂,星斗满天,薛能才依依不舍地告辞,返回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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