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农业数据库，我在草原当大佬 第215章 数据的重量

对比田的方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深潭的巨石，在牧场激起了远超苏晚预料的涟漪。

然而，在周遭的议论纷纷和目光聚焦中，苏晚并未急于拉开这场公开较量的序幕。她深知，在这片即将被无数双眼睛审视的土地上，真正的胜负手往往在种子落入泥土之前就已悄然埋下。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如何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生长过程，变得清晰可见、纤毫毕现、无可争议。

得到马场长的首肯、团队也完成了初步的场地勘察与边界划定后，苏晚没有立刻召集众人宣布规则或开始耕作。

她反而将团队的日常工作暂时交给石头和吴建国协调，自己则连着几个晚上，将自己关在那间兼做办公室的宿舍里。

煤油灯橘黄的光晕摇曳至深夜，映照着她伏在吱呀作响的旧木桌前的身影。面前摊开的，是粗糙的稿纸和从连部后勤科特意领来的、质地厚实但边缘毛糙的账册纸。她眉头微蹙，全神贯注，手中的钢笔在纸上划过，不时写下又重重划掉，留下道道深思的痕迹。

“记录……必须要有系统性的记录，而且是能够进行严格对比的记录。”她低声自语，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在与脑海中那个严谨的科学家父亲对话，又像是在艰难地梳理着自己纷繁的思绪，

“光靠最后收获时过秤称出的那个总重数字，太单薄，太容易被归因于‘运气’或‘地好’。过程……从第一锹土翻起，到最后一颗土豆入筐，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清晰，可追溯，可量化对比。要让任何事后的质疑、争论，都能在这些逐日累积的记录中找到确凿的答案，或者，暴露出无法回避的问题。”

她闭目凝神，努力回想父亲实验室里那些用特定格式装订、字迹一丝不苟、数据排列如士兵队列般整齐的实验记录簿。

那种属于精密科学的、近乎刻板的严谨性与可重复性的精神，此刻被她执拗地、艰难地试图移植到这片粗犷、多变、千百年来更习惯于依赖模糊经验与直觉把握的黑土地耕作现实中。

这绝非易事，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她需要设计出一种“杂交”体系：既能科学地捕捉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环境变量与农艺操作数据，又必须适应当前有限的物质条件（没有精密仪器）、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许多老农甚至不识字），最终要被理解、被接受、被相对准确地执行和填写。

一连几个晚上，她都在不断地勾画、修改、推倒重来。煤油灯的光将她的影子放大，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位孤独的绘图师在描绘一幅前所未有的地图。

石头和孙小梅中间进来送热水，好奇地问她在忙什么。

苏晚便将自己那些画满了各种格子、符号和简写文字的草稿推给他们看，并尽可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着：

“你们看，这里要记‘行距’和‘株距’，就是每行土豆之间、每棵土豆之间的距离，不能光说‘差不多’，得实际量了记下来，比如‘行距70厘米，株距32厘米’。”

“这里是‘基肥用量’，不能只说‘上了粪’，得记清楚是什么粪（猪粪、牛粪、还是混合粪），大概每亩用了多少担，是怎么施的（撒施还是沟施）。”

“出苗以后，要记‘首次出苗日期’，然后过几天还得抽样数一数，算出‘出苗率’，比如一百个种薯坑，出了八十五棵苗，出苗率就是85%。”

“长了虫子或得了病，要记下是什么病什么虫，哪一天发现的，用了什么法子治（打药还是人工捉），效果怎么样。”

“最后收的时候，不光记总产量，最好还能随机拔几棵，数数一棵结了几个土豆，称称平均一个多重，看看土豆长得匀不匀、光不光滑……”

石头听得直挠后脑勺，黝黑的脸上堆满了实实在在的困惑，瓮声瓮气地说：“苏晚姐，种地……还得这么‘算计’着来？往常咱们不都是看着地、估摸着干吗？这一笔一划地记，比打算盘还麻烦，能多打粮食？”

他骨子里还是觉得，力气和时间应该花在舞弄锄头铁锹上，而不是摆弄纸笔。

孙小梅则听得眼睛微微发亮。

她虽然一开始也觉得这些概念陌生，但出于对苏晚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她自身对条理性、细节和“把事情弄清楚”的天然偏好，她努力地记忆、理解着那些陌生的词汇和它们背后串联起来的逻辑。

“苏晚姐，我明白了，”她小声说，带着点怯生生的兴奋，“就像……就像给每块地、每棵苗建个‘户口本’和‘病历本’，它什么时候‘出生’，吃了什么‘饭’，生了什么‘病’，长了多高多重，都记下来。最后一看，就知道它为什么长得好，或者为什么没长好。是这意思吗？”

苏晚赞许地看着孙小梅：“小梅，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个意思。不过不是一本，是两本完全一样的‘户口本’，一本给老法子那块地，一本给新法子这块地，放在一起比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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