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天津,进工厂,顿顿白面大米饭,月月能拿二两钱!”
这句简单粗暴的口号,像长了翅膀一样,顺着京津铁路,沿着驰道,传入了华北平原的每一个村庄。
起初,没人相信。
但当那些第一批出去闯荡的年轻人,真的揣着沉甸甸的银子回到家乡,给父母妻儿换上崭新的棉布衣裳时,整个村庄都沸腾了。
土地,这个千百年来束缚着农民的根,第一次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显得不那么牢固了。
“当家的,让二牛也去吧!你看隔壁赵大柱,出去才半年,就寄回来十两银子!够咱们家吃用两年的了!”
“爹,我不想种地了!累死累活一年,也就能吃个饱。我要去天津,去京城!我也要挣大钱!”
类似的对话,在无数个农家的土炕上发生。
一股移民浪潮,以京津地区为中心,席卷了整个北方,成千上万的农民,告别了他们祖辈生活的土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拖家带口,汇入了涌向城市的洪流。
继京津铁路之后,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铁路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这条国运巨龙,此刻真正展现了它改变时代的力量。
它不再仅仅是运输货物,更是在输送着构成这个国家最基础的人力资源。
每天,都有数趟专门开设的招工专列从河南、山东等地出发,车厢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脸上带着乡土的质朴和对未知的忐忑,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
曾经人迹罕至的京畿地区,沿着铁路干线,一座座新兴的工矿城镇拔地而起。
这些城镇的规划毫无美感可言,一切都为了效率。
中心是高耸入云、日夜不停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周围则是一圈圈如同蜂巢般密集排列的红砖工人宿舍。
再往外,是为工人们服务的酒馆、饭铺、杂货店。
城镇的街道上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尘土的味道。
这里没有田园牧歌,只有机器的轰鸣和金钱流动的喧嚣。
这里是新时代的熔炉,却又充满了野蛮生长的活力。
伴随着这些城镇的崛起,两个全新的阶级,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第一个阶级,是工厂主。
一个叫王德发的中年人,原本只是西山脚下一个倒卖煤炭的小商人。
在皇帝推行新政时,他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变卖了所有家产,又从皇家开发银行贷了一大笔款子,孤注一掷地承包下了一个废弃的小煤窑。
他用贷款购买了西山兵工厂生产的乾坤三型蒸汽提升机和抽水机。
当周围的煤窑还在用人力和畜力,吭哧吭哧地往外运煤时,他的煤窑里,蒸汽机驱动的绞盘,能将深达数十丈的矿车,在几分钟内就拉到地面。
成本骤降,产量飙升,短短一年时间,王德发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商人,一跃成为坐拥数百万家产的煤矿大亨。
他不再是那个点头哈腰的王掌柜,人们开始称呼他为王老板。
他买了京城里的大宅子,出门坐的是四轮马车,甚至还学着旧时勋贵的样子,养了几个戏班子。
但他和旧勋贵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财富不来源于土地和权势的荫庇,而来源于工厂里那些轰鸣作响的机器。
像王德发这样的人,在新兴的工业区里还有很多。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敏锐的投机者,是第一批尝到工业化甜头的人。
他们构成了一个以资本和机器为核心的权贵阶层。
而另一个阶级,则是在工厂的轰鸣声中诞生的工人。
夜深了,天津织造总局的十号宿舍楼里,依旧人声鼎沸。
结束了一天八个小时高强度劳动的工人们,正在通铺上,分享着一天中难得的休憩时光。
“他娘的,今天又被工头骂了!就因为慢了半拍,这个月的全勤奖金就没了!”一个年轻工人愤愤不平地说道。
“知足吧你,好歹还有份工钱拿。”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叹了口气,“我老家的地,上个月被王老板的煤矿给占了,说是要扩大生产。就给了几两银子的补偿款,够干啥的?不来这儿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谁说不是呢。咱们现在,都是给老板们卖命的人,离了这工厂,咱们啥也不是。”
“哎,你们听说了吗?西山那边的煤矿又出事了,塌方死了好几个人。厂里就赔了十两银子一条人命,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嘘!小声点!这话可不敢乱说,被锦衣卫听到了,吃不了兜着走!”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不相同,曾经都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
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工人。
他们被束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住在同样的宿舍里,拿着计件的工资,承受着同样的压迫,也分享着同样的希望。
一种全新的集体认同感,正在这些窃窃私语中,悄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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