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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的北京，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未名湖畔的柳树已经绿成一片烟，玉兰花开得正盛，洁白的花瓣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沈知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晨跑，晨读，上课，泡图书馆，晚上在宿舍复习或参加活动。她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和信息。
206宿舍的六个女生也日益熟络。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天南海北的姑娘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沈知秋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来到了三教204教室。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张明轩正在黑板上写讨论主题：“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
“沈知秋同学，欢迎！”张明轩看到她，热情地招呼，“大家，这是我们新成员，78级经济系的沈知秋，河北省高考状元。”
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沈知秋扫视一圈，四男三女，都是经济系和法律系的学生。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讨论很快开始。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率先发言：“我认为价格双轨制是过渡时期的必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严重扭曲，但一下子放开会导致市场混乱。双轨制既能保证基本物资供应，又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我不同意。”一个短发女生反驳，“双轨制必然导致寻租和**。同样的商品，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差好几倍，中间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空间。我父亲在物资局工作，他说现在批条子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生财之道。”
讨论激烈起来。沈知秋安静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同学的见解，有些稚嫩，但已经触及了改革中的核心矛盾。在1979年春天，能有这样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思想的解放。
“沈知秋同学，你怎么看？”张明轩突然点名。
所有人的目光投过来。沈知秋放下笔，平静地说：“我赞同双轨制是过渡选择的观点。但关键不在于是否实行双轨制，而在于如何设计过渡路径，以及如何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固化。”
她顿了顿，继续道：“比如，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哪些商品先放开，哪些后放开；建立公开透明的配额分配机制，减少人为操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放开价格的同时，要配套推进企业改革，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价格信号的行政单位。”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一个男生惊讶地问：“这些观点……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自己想的。”沈知秋微笑，“其实道理不难。改革就像治病，不能下猛药，但也不能只治标不治本。价格问题背后是整个经济体制问题。”
张明轩眼睛发亮：“说得太好了！沈同学，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课题研究？我们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价格改革的论文，想投稿到《经济研究》。”
“我可以参与讨论，但投稿要谨慎。”沈知秋提醒，“有些观点现在还比较超前。”
“我明白。”张明轩点头，“但我们总得有人先思考，先探索。”
讨论持续到晚上九点。散会后，张明轩追上沈知秋：“沈同学，你家是农村的，对吧？”
“是。”
“那你对农村改革有什么看法？”张明轩与她并肩走在校园小路上，“我暑假想去安徽农村调研，听说那边在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沈知秋心中一动。她知道，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就发生在1978年底，现在消息应该已经传到北京了。这是一个敏感但关键的话题。
“我认为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理顺分配关系。”沈知秋谨慎措辞，“集体劳动效率低，不是因为农民懒惰，而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如果能建立劳动成果与个人收益的直接联系，农民的积极性自然就起来了。”
“但这是不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张明轩追问。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沈知秋说，“如果一种体制让大家都穷，那就需要反思和调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农村改革。”
张明轩停下脚步，深深看了她一眼：“沈知秋，你真的是新生吗？你的见解比很多老师都深刻。”
“我只是喜欢思考。”沈知秋岔开话题，“对了，你们调研需要经费吗？我可以提供一些。”
“你？”张明轩惊讶，“农村来的学生，哪来的钱？”
沈知秋笑了：“我家做点小生意，还算宽裕。如果调研有意义，我愿意支持。”
她不是盲目慷慨。投资一个有思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长远回报可能远超金钱本身。更何况，农村改革的研究对她未来的商业布局也有参考价值。
张明轩犹豫了一下：“那……我先谢谢你。等我做好计划再跟你商量。”
回到宿舍时已经快十点了。206室还亮着灯——学校规定十点熄灯，但允许用台灯。
苏婉清正对着镜子试新衣服，林悦然在写家信，陈晓芸在看书，王招娣在补袜子，周敏在整理课堂笔记。这就是1979年北大女生宿舍的寻常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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