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天空是铅灰色的。
林晚月走出虹桥机场时,十月的冷风裹挟着黄浦江的湿气扑面而来,钻进她单薄的外套领口,激起一阵战栗。她下意识地拉紧衣襟,抬头望向这座陌生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匆匆,一切都是快节奏的、现代的、疏离的。与她熟悉的省城不同,与怒江的山村更不同。这里没有桂花香,没有熟悉的街巷,没有她熟悉的一切。
她叫了辆出租车,报出周建军给她的地址。
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上海老师傅,操着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姑娘,去永嘉路啊?那里都是老洋房,侬是去访朋友还是办事体?”
“访朋友。”林晚月简短地回答,目光投向窗外。
车子驶入市区,街景在眼前流动。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庄严而冷漠,南京路上行人如织,商铺的霓虹灯在白天也亮着,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一切都很繁华,但繁华之下,林晚月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
永嘉路藏在徐汇区的深处,是一条安静的老马路。两旁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在风中轻轻摇曳,落下几片早衰的叶子。老洋房一栋挨着一栋,红砖墙,黑铁门,雕花阳台,每一栋都像是封存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沈砚的洋房在永嘉路中段,门牌号是57号。黑色的铁艺大门紧闭,门后是一个小小的庭院,种着几株修剪整齐的冬青,和一株高大的玉兰树。透过铁门的缝隙,可以看到主楼是一栋三层高的砖木结构建筑,有着拱形的门窗和红色的坡屋顶,典型的法式风格。
林晚月站在门口,没有按门铃。
她看着那栋沉默的建筑,想象着沈砚此刻也许就在某扇窗户后面看着她——那个给了她生命,却又给她和母亲带来无尽痛苦的男人。她的手心渗出冷汗,心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该进去吗?
该面对那个她既渴望又憎恨的父亲吗?
她想起秦素心信中的话:“莫要寻我。”想起陆北辰在医院里恳求的眼神:“不要冒险。”想起周建军的担忧:“那个人很危险。”
但她已经来了。从省城到上海,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她跨越了地理的阻隔,也必须跨越心理的障碍。
林晚月深吸一口气,抬手按响了门铃。
门铃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几秒钟后,对讲机里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请问找谁?”
“我找沈砚先生。”林晚月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我叫林晚月。”
对讲机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那叹息很轻,但林晚月捕捉到了,那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感慨和某种了然的情绪。
“请进。”男声说。
铁门“咔哒”一声自动打开了。
林晚月推门走进去,庭院比她想象的更精致。青石板铺成的小径通向主楼,两旁是精心打理的花圃,虽然已是深秋,但仍有几丛菊花在冷风中绽放。玉兰树的叶子大部分还是绿的,但叶尖已经开始泛黄,预告着冬天的来临。
她走到主楼门前,厚重的橡木门虚掩着。她推开门,走进一个宽敞的门厅。
门厅的布置是典型的老上海风格——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垂下一盏水晶吊灯,墙上挂着几幅水墨山水画,靠墙的红木柜子上摆着一只青花瓷瓶,瓶里插着几枝干枯的莲蓬。空气中有淡淡的檀香味,混合着旧木器和书籍的气味。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客厅走出来。他看起来六十岁上下,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清癯,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温和而锐利。他的身姿挺拔,步履从容,有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
这就是沈砚。林晚月生物学上的父亲。
她曾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过他的样子——凶恶的,阴险的,冷漠的,总之应该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的坏人。但眼前的男人与她的想象完全不同。他看起来温和,儒雅,甚至有些书卷气,如果不是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她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或退休干部。
“晚月。”沈砚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一点南方口音,“你来了。”
他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迎接一位熟悉的客人,而不是二十四年未见的女儿。
林晚月站在原地,没有说话。她看着他,试图从他温和的外表下找到一丝虚伪或算计,但什么也没找到。他的眼神坦然,表情自然,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
这反而让她更加警惕。
“请坐。”沈砚指了指客厅的沙发,“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我记得你母亲喜欢喝龙井,我这里有今年的明前龙井,还不错。”
“不用了。”林晚月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来,是有话要问你。”
“我知道。”沈砚点点头,自己在主位的沙发上坐下,示意林晚月也坐,“但谈话不必站着。坐吧,我们有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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