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的副市长生涯,就在这一摞摞冰冷的文件和一扇扇或热情或疏远的门后,悄然开始了。没有锣鼓喧天的欢迎,没有前呼后拥的阵仗,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堆待阅的文件,和一个需要他自己去摸索、去融入、去证明的复杂环境。
最初的几天,他几乎足不出户,就泡在那间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如同一个备考的学生,疯狂地吞噬着那些枯燥的文字和数据。从政府工作报告、五年规划,到各部门的年度总结、专项汇报,再到厚厚的统计年鉴和政策汇编……他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在京州的宏观蓝图和微观现实中,建立起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
他很快发现,赵立春主导下的京州政府,效率极高,但也带着明显的“首长工程”色彩。报告中最亮眼的,无外乎那几个投资巨大的开发区、地标性的城市广场、拓宽的主干道以及屡创新高的招商引资数据。一切都在彰显着一种追赶式的、注重显性政绩的发展模式。
而他所分管的科教文卫领域,在报告中往往处于“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章节,篇幅远不如经济和城建。具体到下面的汇报材料,则大多充斥着“领导重视”、“成效显着”、“再上新台阶”之类的套话,实际问题和对策则语焉不详。
祁同伟揉了揉眉心,合上一份市教育局关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报告,里面通篇都在说增加了多少投入,扩建了多少校舍,但对于日益突出的城乡教育差距、师资流失、素质教育困境等核心问题,却避重就轻。
他知道,只看文件是看不出真问题的。他必须走下去,看到真实的情况。
他没有通知办公厅安排调研行程,而是自己拿着市政府的工作通讯录,开始一个一个地给自己分管的局办一把手打电话。
“喂,是卫生局张局长吗?我是祁同伟啊,新来的,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对,刚报到。想这两天去局里和您还有同志们见个面,听听情况,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方便?”
他的语气很客气,完全不像个领导,倒像个新来的同事。电话那头的局长们显然都有些意外,通常都是办公厅下发通知,副市长驾临视察,哪有副市长亲自打电话预约的?但也都很快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表示随时欢迎,并试探着问是否需要安排下去调研的点。
“这次就先在局里座谈吧,全面了解一下情况。下去调研的事,咱们后面再议。”祁同伟婉拒了对方“精心”准备示范点的提议。他要看的是全面的、真实的面貌,而不是包装过的盆景。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祁同伟的身影出现在市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科技局、民政局……的会议室里。他没有搞任何排场,只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负责记录的秘书(办公厅指派给他的)。
每次座谈,他都坚持一个原则:少说多听。 开场白极其简短,就是表明来意,熟悉情况。然后就让各个局长、处长们畅所欲言,谈成绩可以,但更要谈问题、谈困难、谈建议。
起初,这些官场老油条们还有些拘谨,习惯性地念稿子,报喜不报忧。但祁同伟总会温和而坚定地打断他们:“稿子我会后仔细看,咱们今天就脱稿聊,想到哪说到哪,就说实实在在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
他会抓住汇报中一些模糊的表述追问细节,会关心一些数据背后的实际效果,甚至会问起一些基层发生的、可能都被局领导忽略了的具体案例。
他的态度诚恳,问题专业,而且明显是做足了功课的,对一些政策的理解甚至比某些处长还深入。渐渐地,与会者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副市长不是来走过场、捞政绩的,他是真想了解点真东西。
于是,一些真心话、一些积压已久的难题、一些不敢跟强势市长赵立春提的意见(因为赵市长只关心能立刻拉动GDP的项目),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被说了出来。
祁同伟认真地听,飞快地记,偶尔插话追问,但从不当场表态,更不轻易批评。他只是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我记下了”,“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们再研究”。
几天跑下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问题:
教育:农村教师待遇低、流失严重;城市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突出;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
卫生:基层卫生院设备简陋、人才匮乏;医保基金运行压力巨大;医患矛盾时有发生…
文化: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且分布不均;专业院团生存困难;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短缺…
科技:科研与应用“两张皮”;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高层次人才引进难…
民政:低保认定标准僵化;养老服务体系薄弱;社区工作者待遇低、任务重…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沉重的财政压力。祁同伟越调研,心情越沉重。他分管的这些领域,都是难出“显绩”的民生领域,却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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