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六月底,夜晚九点。
修远集团二层小楼的经理办公室里,灯还亮着。
窗户敞开着,夏夜的暖风带着城市特有的气味吹进来——远处工地水泥的尘土味,街上晚归自行车的铃铛声,还有不知哪家飘来的淡淡煤烟。月光被城市的灯光稀释,只在窗外天空留下一抹模糊的灰白。
林修远站在墙边。
墙上挂着一张新买的中国地图,很大,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地图是彩色印刷的,省界清晰,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用红黄两色标出,像人体纵横交错的血管。地图旁,还挂着一张稍小的世界地图,苏联那片广阔的国土用淡淡的土黄色标示。
两张地图上,此刻都贴了一些小小的、方形的彩色纸片。
红色纸片贴在深圳——那是南方货源的起点。蓝色纸片贴在北京——修远集团总部。黄色纸片贴在黑河、绥芬河——北方贸易的窗口。还有几个绿色纸片,散落在东三省和内蒙古的几个城市旁——那是已经建立联系或正在开拓的客户点。
林修远手里拿着一支红色铅笔,笔尖悬在哈尔滨上空,迟迟没有落下。
办公室里很安静。楼下偶尔传来值班人员走动的脚步声,很快又远去。桌上摊开着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用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地方用红笔圈划。
他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后坐下。桌上除了笔记本,还摊着几份文件:上个月的财务报表,北边伊万刚发来的电报抄件,南方老陈关于新一批录音机到货的函,还有冯建国提交的技术部筹建草案。
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过玻璃,在文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林修远没有看这些文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画面一帧帧闪过。
冰封的黑龙江江面,嘎斯卡车的灯光,伊万那双灰蓝色眼睛里的精明与急切。
深圳潮湿闷热的仓库里,老陈用带着粤语腔的普通话介绍新到的“砖头”录音机。
西单这小楼开张那天,王援朝扯着嗓子维持秩序,赵铁柱沉默地检查应聘者的手掌——看茧子厚度就能知道手艺真假。
周秉文戴着那副缠胶布的眼镜,在灯下一笔一划翻译俄文资料,额头上渗出细汗。
还有四合院里,父母不舍的目光,妹妹在新家兴奋的叫声,以及那些老工友来投奔时,眼中混合着期待与不安的光。
这些画面,这些面孔,这些声音。
它们不再是孤立的记忆碎片。
在他的脑海里,它们开始连接,组合,像拼图一样,渐渐拼出一幅更大的图景。
一幅关于“修远集团”未来的图景。
林修远睁开眼,目光重新落在地图上。
红色铅笔终于落下,在哈尔滨的位置,画了一个圈。然后,笔尖向北移动,划过中俄边境线,在苏联的几个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各点了一个点。
这不是随意点的。
伊万上次交易时,无意中提过,他的货不只来自阿穆尔州,还能从更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搞到机械设备,甚至……一些特殊的工业原料。
南方,深圳的红点旁,林修远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广州、上海。老陈在信里说,沿海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不只是电子产品,服装、玩具、小家电……“只要能想到的,这边都能找到厂子做”。
他放下红笔,拿起蓝笔。
在北京的蓝点周围,他画了几个辐射状的箭头。一个箭头指向天津——港口。一个箭头指向山西——煤炭、钢铁。一个箭头指向河北——农产品、劳动力。
最后,他拿起黑笔。
笔尖在东北那几个绿色客户点之间连线,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区域。又在长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之间连线。再在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之间连线。
三条线,三个经济区域。
而他修远集团的位置,在北京,在中国北方的心脏。
北可联苏联,南可通沿海,西可接资源,东……他的目光落在世界地图上,落在日本、韩国那片海域。
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轻响。
林修远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伸出手,手指轻轻拂过那些线条和标记。
触感是纸张的微凉,但在他脑海里,这些线条正在变成货流、资金流、信息流。
他想得更深了。
修远集团现在做什么?贸易。低买高卖,赚差价。
但这不够。贸易受制于人——受制于伊万这样的中间商,受制于老陈这样的供货商,受制于政策,受制于运输,受制于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要想真正站稳,必须有自己的东西。
实业。冯建国的技术部草案里,这个词出现了十七次。
不是简单的加工维修。是真正的制造,是研发,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林修远的目光落在苏联那片广袤的国土上。那里有重工业的底子,有技术,有人才,但轻工业匮乏,体制僵化,经济正在滑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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