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的风裹着槐花香,卷过活动室的窗棂时,带起几片糖纸簌簌作响。苏清辞蹲在壁炉前,把最后一片晒干的蒲公英绒毛装进玻璃瓶——那是小胖上周在墓园边收集的,说要做成“会飞的愿望瓶”,等槐花开满枝头就放飞。
“瓶盖别拧太紧,”陆时砚举着相机走进来,镜头对着玻璃瓶上贴着的标签,“不然绒毛飞不出去。”标签上是小胖画的简笔画:两个小人牵着槐树,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清砚林的约定”。
苏清辞笑着旋松瓶盖,指尖触到瓶身的温度,阳光透过糖纸墙,在玻璃上投下五颜六色的光斑,像把彩虹锁进了瓶子里。“林舟说下午有个老华侨要来,”她起身时,裙摆扫过藤椅上的评剧唱片,“就是捐钱给活动室的那位,带了一箱子老物件,说是他父亲留的。”
陆时砚放下相机,从公文包里抽出张泛黄的照片:“这是他提前发来的,说父亲当年和张大爷在同一个修车铺当学徒,照片里穿蓝布衫的就是他父亲,旁边递扳手的是张大爷。”
照片里的两个年轻人站在老槐树下,手里举着修好的自行车链条,笑得露出白牙。苏清辞忽然想起王奶奶说过,张大爷年轻时总爱穿蓝布衫,说“干活利索,看着也清爽”。原来有些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悄悄系上了线。
“对了,”陆时砚像是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李叔让我交给你,说这是他整理的修车铺老账本,上面记着张大爷当年修过的车,还有换零件的钱——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
账本的纸页已经脆了,用棉线捆着,封面上写着“诚信为本”四个毛笔字,笔锋遒劲,像能看出写字人的耿直。苏清辞翻开第一页,看到“民国三十七年,修自行车一辆,换辐条三根,收大洋五角”的记录,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自行车简笔画,和张大爷日记里的画风如出一辙。
“这得好好收着,”她小心翼翼地把账本放进樟木箱,里面还躺着阿珍的绣绷、张大爷的扳手、李叔的军功章,“等老华侨来了,肯定能认出不少回忆。”
正说着,门口传来汽车的刹车声。林舟领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进来,老人拄着红木拐杖,西装熨得笔挺,手里却拎着个褪色的帆布包,包角磨出了毛边。“这位是陈老先生,”林舟介绍道,“从旧金山特意飞回来的。”
陈老先生握住苏清辞的手,掌心的温度带着点海风的湿润:“早就想来看看了,父亲临终前还念叨着修车铺的槐花,说比旧金山的樱花还香。”他打开帆布包,里面露出个铁皮饼干盒,“这里面是父亲的工具箱,螺丝刀上还刻着他的名字——跟张大爷的扳手是同一个铁匠打的。”
工具箱里的工具码得整整齐齐,螺丝刀柄上刻着“陈”字,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陆时砚从储藏室翻出张大爷的工具箱,两个铁皮盒子并排放在桌上,像是阔别多年的老友终于重逢。
“你看这里,”陈老先生指着工具箱的角落,“父亲说当年他不小心把扳手掉进机油桶,是张大爷光着膀子捞了半天,说‘工具就是伙计,不能怠慢’。”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父亲总说,那时候的人傻,修个车能赔上半天功夫,却把‘信’字看得比啥都重。”
苏清辞给老人泡了杯薄荷茶,艾米妈妈种的薄荷带着清冽的香。“您父亲的故事,我们想记进‘街坊故事会’里,”她递过笔记本,“让孩子们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干活、怎么交朋友的。”
陈老先生笑着点头,从帆布包里又拿出个相册:“这是父亲拍的修车铺老照片,有张大爷给阿珍修自行车的,还有他们在槐树下分糖糕的——你们看,阿珍手里的糖糕纸,跟墙上贴的是不是很像?”
照片里的阿珍穿着蓝布衫,手里举着半块糖糕,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果然和糖纸墙上那张腊梅糖纸一模一样。王奶奶凑过来看,忽然抹起了眼泪:“这张照片我还是头回见,阿珍总说那天的糖糕最甜,因为张大爷偷偷在里面多放了颗枣。”
陈老先生把相册留给活动室,又从包里掏出个锦囊:“这是父亲的心愿,说百年后要把骨灰撒在修车铺的槐树下。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这锦囊埋在院里的小槐树下,也算圆了他的念想。”
锦囊是深蓝色的丝绸做的,上面绣着朵槐花,针脚细密得像能数出个数。陆时砚找了把小铲子,在院角的槐树下挖了个小坑,陈老先生亲手把锦囊埋进去,培土时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时光。
“父亲说,槐花落到哪,根就扎到哪,”老人拍了拍树干,“就像他们这些漂洋过海的人,心里总惦记着老家的树,老家的人。”
中午的饭摆在槐树下,王奶奶的槐花饼、李叔的米酒、艾米妈妈的薄荷糕,还有陈老先生带来的旧金山曲奇,摆了满满一木桌。小胖举着块曲奇跑过来,非要塞给陈老先生:“爷爷,这个饼干甜,像糖纸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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