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帝国疆域内推行,数十万册《大夏正道典》及其他官定教材的需求,如同海啸般冲击着传统的书籍制作体系。依靠手抄笔录,不仅效率低下、错误率高,其高昂的成本更是普及教育的巨大障碍。一本手抄的《论语》,其价格足以让一个中等农户踌躇数月;而朝廷要求的数十万册标准教材,若全凭手抄,即便耗尽国库,也绝非数年之功可以完成。知识的传播,被牢牢锁在成本的牢笼之中。然而,这场由教育改革催生的巨大需求,也反过来成为了推动一项关键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的最终催化剂——那便是早已在陆沉规划中,由格物院秘密研发多时的活字印刷术。
格物院下属的“印艺坊”,位于京都西郊,毗邻为海军生产帆布的工场,以便获取充足的动力(水力锤锻)和原材料。坊内炉火终年不熄,空气中弥漫着墨香、松烟和泥土焙烧后的特殊气息。主持此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沈括(借用同名古代科学家之名,以示致敬)的年轻匠师,他原本擅长雕刻和冶金,被陆沉发掘后,全身心投入到了活字印刷的研发中。
早期的探索充满了失败。烧制的陶字易碎,木字遇水易变形,金属字(锡、铜)要么不易着墨,要么成本过高。沈括带领着他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配比试验和工艺改进。他们最终找到了一种相对理想的方案:采用一种质地细腻、黏性适中的胶泥,刻制出反写的单字,用烈火焙烧,使其坚硬如石,成为“泥活字”。同时,他们改进了唐代就已出现但未能推广的雕版印刷术所用的松烟墨,加入了更具粘附性的动植物油,制成了适合金属表面着墨的“油墨”。
最关键的工具是转轮排字架的设计。陆沉给出了一个类似旋转书架的概念草图,沈括将其实现为一个可以水平旋转的大木盘,盘内按韵部分格,存放着数以万计的泥活字。排版时,一人按稿念出字韵,另一人坐在架前,转动轮盘,依韵取字,效率远超以往在字堆中翻找。排版完成后,将活字嵌入铁板,四周用铁框箍紧,再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加热固定,一块印版便完成了。
当第一版用泥活字印刷的《千字文》被成功印制出来,虽然字迹略显朴拙,边缘偶有晕染,但其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且最重要的是,排版所用的活字在拆版后可以重复使用!沈括捧着那散发着墨香的书页,双手颤抖,他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由此开启。
活字技术的初步成功,立刻被陆沉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他深知,这项技术不仅是降低教材成本的关键,更是掌控舆论、普及知识、打破世家大族对文化垄断的利器。他奏请萧云凰,由皇商协会出资,格物院以技术入股,在京都南郊建立了规模宏大的 “皇商第一印书馆” 。
这座印书馆,与其说是工坊,不如说是一座按照早期工业化理念设计的“知识工厂”。
生产流程被精确分解: 字坯制作、刻字、烧制、按韵归类、排版、校对、刷印、拆版、装订……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工匠负责,形成了流水线作业。
动力革新: 除了传统的人力,印书馆引入了水力驱动的捣浆机和碾压机,用于处理纸浆和压平纸张,大大提升了纸张制备和后期处理的效率。
标准化与质量控制: 陆沉强制推行了活字字体的标准化,要求所有刻字工匠必须按照统一提供的“标准字范”进行雕刻,确保了印刷品字体的相对统一。每批油墨、纸张也都有严格的检验标准。
巨大的需求催生了恐怖的生产力。印书馆内,数十台包着铁边的巨大木质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开动,工人们如同机械般精准地操作着。最初,印制一套《大夏正道典》需要月余,随着工艺流程的优化和工匠熟练度的提升,这个时间被缩短到十天,继而到五天、三天……最终,当生产线全速运转时,一日之内,便有上千套装订整齐、墨迹未干的《正道典》被运出仓库,通过皇商协会的渠道,发往帝国各地的官学。
书籍的成本,随之断崖式下跌。一套手抄《正道典》的价格,足以让一个富户肉疼;而一套印刷版的《正道典》,其成本仅相当于几斤肉钱,售价更是低廉到让绝大多数有意向学的家庭都能承受。知识,第一次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人也能触摸的寻常之物。
活字印刷术带来的,不仅仅是教材的普及,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官学体系得以迅速夯实: 源源不断的廉价标准教材,确保了官学教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无论身处繁华江南还是偏远陇西,官学学子手中捧读的,都是内容完全一致的《大夏正道典》,这为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思想观念,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知识传播速度与范围急剧扩大: 以往只能在小圈子内传抄的诗词歌赋、农书医典、乃至一些通俗小说,现在都可以通过印刷术大量复制,在更广阔的人群中流传。一些支持新政的开明士人,开始将自己的政论文章印刷成小册子,在士林中散发,影响力远超以往。皇商印书馆甚至开始承接民间书商的订单,印刷一些历书、启蒙读物和话本小说,使得市面上的书籍种类和数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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