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广州,大雨。
卫东广州工厂的车间里,缝纫机的嗒嗒声比往日沉闷。空气湿得能拧出水,墙角渗出细密的水珠,工人们额头上也挂着汗——不是热的,是紧张。滨城调来的三位质检员,老张、老李、老王,正站在生产线末端,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和卡尺,一件件检查刚下线的衬衫。他们的表情像这天气一样,阴沉,没有商量余地。
“这件,袖窿弧线误差0.4毫米,超了0.1,拆。”老张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车间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水潭。
缝这件衬衫的女工,就是之前孩子生病的那位单亲妈妈,叫阿芳。她咬着嘴唇,眼眶瞬间红了,但没说话,默默把衬衫拿回来,坐回工位,开始拆线。拆线比缝更费神,一针一线都得小心,不能伤到面料。车间里只有她拆线的嗤嗤声,和窗外哗哗的雨声。
老李(广州厂长)站在不远处看着,手里的烟捏了又捏,没点。他身后,站着从滨城回来培训的五个“种子”工人,也都沉默着。其中一个叫小军的年轻男孩,忍不住小声说:“李厂长,就0.1毫米,客人根本看不出来……”
“客人是看不出来,但机器量得出来,标准卡得住。”老李没回头,声音沙哑,“今天放过0.1,明天就放过0.2,后天标准就废了。拆,让她拆。拆完了,你教她,袖窿的弧度怎么走针才能准。教不会,你陪她拆到会。”
小军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车间另一头,老张检查到一件衬衫的领子,对着灯光看了半晌,摇头:“领衬纳偏了0.5毫米,左右不对称,拆。”
这次是一个中年男工,老刘。他霍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张师傅,我干了二十年裁缝,领子从来没歪过!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没歪?”老张把衬衫递给他,指着领衬边缘一条几乎看不见的暗线,“这条基准线,左边离边距1.2毫米,右边1.7毫米。差0.5毫米,上身后左边会多出一点点,脖子活动时,左边会比右边紧。你穿可能感觉不到,但客人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咱们做的是‘温玉’,卖的是‘舒服’。不舒服,就是次品。”
老刘瞪着那条线,呼吸粗重。干了二十年,第一次被人当面说“次品”。他猛地抓起衬衫,想撕,又停住——这是“温玉”啊,一件面料成本就几百块。他手抖着,最终一屁股坐下,开始拆线。动作很大,针脚扯得嗤啦响。
老王检查到第三十件,停下,举起一件衬衫:“这件,谁缝的?”
一个年轻女孩怯怯举手:“我……”
“袖口内衬,跳了两针,没发现?”老王的声音很平静,但女孩的脸瞬间白了。
“我……我检查了,没看见……”
“没看见,是因为你检查得不够仔细。”老王把衬衫递给她,“拆了重缝。记住,内衬的针脚要密,要匀,因为这里摩擦最多。跳两针,穿几次就可能开线。咱们的标准,是让一件衣服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还妥帖。不是穿一季就扔的快消品。”
女孩接过衬衫,眼泪掉下来,滴在“温玉”面料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不敢擦,低头开始拆。
窗外,雨越下越大。车间里,只有拆线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声。
老李看着这一切,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必须严,但亲眼看着工人们一个个被“打回原形”,那种挫败和委屈,像这潮湿的空气,无孔不入。他走到阿芳身边,蹲下,声音压低:“芳,孩子怎么样了?”
阿芳手一颤,针差点扎到手指。她没抬头,声音带着鼻音:“住院了,肺炎。医生说得住一周。”
“医药费……”
“厂里预支了工资,交了。”阿芳终于抬头,眼睛红肿,“李厂长,我不是故意做坏的。那天心慌,针就走歪了。我认罚,我拆。但能不能……别扣我这个月的全勤奖?孩子住院,花销大……”
老李喉结动了动。按规定,次品不仅没工钱,还要扣全勤奖。但他想起杨秀娟的话:人情是在标准之上的。他深吸一口气:“全勤奖不扣。但你这件衬衫的工钱,没了。拆完重做,做好了,算一件新的工钱。另外,孩子住院期间,你每天可以早走一小时,陪床。但上班时间,心要静,手要稳。行吗?”
阿芳愣住,眼泪又涌出来,重重点头:“行。谢谢李厂长。”
“别谢我。谢你自己,肯拆,肯改。”老李站起身,面向车间,提高了声音,“大家都听见了!标准严,是为了咱们厂子的牌子硬,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饭碗牢!今天严,是为了明天不用返工,不用扣钱!一件衣服一次做好,拿全工钱。返工一次,白干。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
车间里稀稀拉拉响起几声“简单”。
“大声点!简单不简单?”
“简单!”这次声音齐了,带着点发泄的狠劲。
“好!那就打起精神!今天下雨,天气潮,面料软,针脚容易走偏。大家手上慢一点,心里静一点。滨城的师傅在这儿,不是来挑刺的,是来教本事的!谁能今天一天不出次品,下班我自掏腰包,加一份烧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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