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一天天凉下来,地里的活计渐渐少了,靠山屯却比农忙时更显出一种紧绷的忙碌。打土坯的“砰砰”声成了屯里最常听见的背景音,外出“趟路”的人也隔三差五地出发、带着一身疲惫和零星的消息回来。
合作社那点集体资金,像烈日下的水洼,眼见着迅速缩小。买必需农资、支付少量流转土地定金、支撑外出人员的路费和干粮……每一笔支出都精打细算,王麻子的账本记得越来越厚,眉头也越皱越紧。
秋收后的土地流转,像一块巨石悬在头顶。没有贷款,仅靠这点集体收入和各家凑的,根本覆盖不了预想的规模。铁柱心里清楚,合作社的“自我造血”如果不能在严冬前见到一点实效,等到明年开春,可能就是无地可种的绝境。
压力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上,但没有人说放弃。土墙在一寸寸增高;外出的人带回的消息,开始有了些许积极的苗头——县里一家小食品厂的负责人尝了合作社的榛子样品后,表示“可以考虑订一点做年货礼盒,但量不大,而且要等他们确定方案”;邻镇供销社的一个老采购,对蘑菇品质很满意,私下说如果能解决“正规手续”问题,可以试着帮销一些。
这些“苗头”渺小而脆弱,远水解不了近渴,却像黑夜里的萤火虫,给了继续摸索前行的勇气。
就在这紧绷的平衡中,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靠山屯。
那天下午,一辆半旧的吉普车扬起尘土,停在了屯口。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穿着中山装,手里提着个公文包,面容严肃。另外两个年轻人,像是跟班或办事员。
他们径直找到了正在打坯场干活的铁柱。
“哪位是李铁柱同志?”中年干部开口,声音不高,但带着一股公事公办的腔调。
铁柱放下手里的木槌,擦了把汗:“我是。您是?”
“我是县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姓赵,赵建国。”中年干部掏出工作证示意了一下,“听说你们屯搞了个合作社,还在搞什么老种子保护?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农村工作办公室?这个名头让在场的社员心里都是一紧。比之前“多种经营办公室”的规格似乎更高,也更“对口”。
铁柱定了定神,把赵主任几人请到临时充当合作社办公室的王麻子家。林穗赶紧倒了几碗白开水。
赵主任坐下,没有碰水碗,目光在简陋的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铁柱脸上:“李铁柱同志,你们这个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经过哪里批准?章程、社员名单、财务制度,都有吗?”
问题直接而具体,带着审查的味道。
铁柱示意林穗把相关的文件资料拿出来——成立时在王书记那里备过案的简单章程(手写的)、社员按了手印的名单、王麻子记得工工整整的收支账本。
赵主任仔细地翻看着,看得很慢,不时问几个问题。他的两个年轻同事,一个在本子上记录,另一个则出去,在屯里转了转,重点看了打了一半的土坯种子库和远处的隔离试验田。
气氛有些压抑。王麻子蹲在门槛外,烟袋锅子都忘了点。二楞子等人聚在院里,屏息听着屋里的动静。
“保护老品种,这个想法是好的。”赵主任看完资料,合上本子,语气依旧平淡,听不出褒贬,“但是,你们的方式方法,有没有考虑过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自己打土坯建库,安全性和防潮性能达标吗?提纯复壮,有专业指导吗?最重要的是,合作社的运营,靠卖点山货、打点零工,能维持下去吗?更别说你们计划中的土地流转,资金从哪里来?”
每一个问题都戳在合作社的痛处和软肋上。铁柱没有回避,一一回答,坦承目前的困难和摸索,也说了去农科站请教、外出寻找山货销路的尝试。
“农科站周技术员给过一些建议。”铁柱特意提了一句。
赵主任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不置可否。他端起水碗,终于喝了一口,放下碗时,话锋似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松动:“创业难,守业更难。特别是农业,周期长,风险大,靠热情不够,还得有方法,有路子。”
这时,出去转的那个年轻人回来了,在赵主任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赵主任点点头。
“这样吧,”赵主任站起身,“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你们保护种质资源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具体做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农村工作办公室的职责,是指导和规范农村经济发展。你们合作社,严格来说,有些地方还不太规范。”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铁柱:“不过,既然已经搞起来了,群众也有积极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这样,你们把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具体的困难,整理一个简要的报告,送到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帮着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政策上可以对接、或者技术上可以支持的地方。当然,一切都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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