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农业局的“鼓励”变成了明确的“期待”,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压力。陈卫国汇报“保守方案后收到的冷淡反馈,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体制内无形的力量。与此同时,二楞子等几个年轻后生,在亲眼目睹了对比田的显着效果后,对陈卫国口中的“高产路径”充满了向往,私下里没少撺掇。
“陈技术员,你就大胆干呗!咱们有地,有你,有技术,凭啥不能当先进?”二楞子趁着和陈卫国一起检修滴灌管的时候,忍不住说道,“我听说要是真成了高产典型,不光有奖状,还有可能批下来拖拉机、柴油机这些大家伙!到时候咱们种地、拉东西,得多省劲!”
另一个叫春来的后生也附和:“是啊,陈技术员,咱们靠山屯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扬眉吐气一回了!老种子是好,可要是能既保住老种子,又能用新法子、新种子多打粮,那不是两全其美?”
这些话,戳中了陈卫国内心最矛盾的地方。他何尝不想让靠山屯尽快好起来?何尝不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拖拉机、柴油机……这些对靠山屯来说,确实是梦寐以求的生产力。而且,从纯技术角度,他也有信心通过精细管理,在一定面积上实现高产目标。
压力与诱惑,理想与现实,在他心中激烈交锋。
这天,县农业局那位之前来过、对陈卫国寄予厚望的李副局长,亲自来到了靠山屯“调研”。他没去地里,直接到了公社,让马书记把铁柱和陈卫国叫了过去。
李副局长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威严。他先是对靠山屯保护老种子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前段抗击金老三的事迹表示赞赏,话锋随即一转:
“但是啊,同志们,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讲科学种田,讲提高单产。你们靠山屯有省农科院的牌子,有特殊的地利条件,还有卫国这样的专业人才,完全有条件、有责任搞出一块叫得响的高产样板田来!这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一个屯,更是为全县,甚至为同类地区探索一条路子!这是政治任务,也是光荣使命!”
他看向陈卫国,目光灼灼:“卫国,你是专业出身,年轻人要有闯劲,有担当!局里会全力支持你!需要什么种子、化肥、设备,打报告!需要协调什么关系,我来办!我只要结果——秋后,我要看到靠山屯至少拿出五十亩,不,一百亩!亩产超常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示范田!到时候,开现场会,请地区领导来看,上报纸!你们靠山屯,还有你陈卫国,就彻底出名了!”
这番话,说得马书记连连点头,看向陈卫国的眼神也带上了催促。铁柱眉头微蹙,沉默着。
陈卫国手心冒汗,他知道,这是最后通牒式的命令,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拒绝?意味着可能得罪领导,断送自己在系统内的前途,甚至可能影响到局里对靠山屯后续的支持。答应?则意味着他必须违背自己的专业判断,将靠山屯部分土地和乡亲们的期望,绑上那辆追求短期政绩和数据的战车。
“李局长,铁柱叔,”陈卫国艰难地开口,“高产示范我们一定努力搞。但具体方案,是不是可以再研究一下?比如面积小一点,或者还是以咱们的老品种为主,结合新技……”
“哎,卫国!”李副局长不悦地打断他,“老品种有老品种的价值,但高产示范,就得用经过验证的、最优良的高产品种!这是为了确保成功,也是为了树立标杆!你不要有顾虑,放手去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负责”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却更像是一道枷锁。
从公社出来,陈卫国失魂落魄。铁柱走在他身边,良久,才缓缓说道:“陈技术员,李局长的话,你听到了。这事,你现在是骑虎难下。”
“铁柱叔,我……”陈卫国声音干涩,“我知道那未必是对的,可是……”
“我明白你的难处。”铁柱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绿意盎然的田地,“官大一级压死人,你端公家的饭碗,有些事,身不由己。屯里有些年轻人,也盼着这个。我不拦你。”
陈卫国惊讶地抬头看着铁柱。
“但是,”铁柱目光锐利起来,“地,是咱们靠山屯的地。人,是咱们靠山屯的人。怎么种,种什么,最终,咱们自己心里得有本账。李局长要一百亩高产田,可以。但哪一百亩?怎么个‘高产’法?用了他的种,用了他的肥,往后这地还认不认咱们的老种子?这些,咱们得说道清楚。”
铁柱的意思很明确:你可以搞高产示范,但不能动摇靠山屯保护老种子的根本,不能拿全屯的土地和未来去赌。要划出明确的边界,并且要争取在“示范”过程中,尽可能保护地力,为老种子的留存留出空间和土壤。
这无疑是在钢丝上行走。既要应付上级,又要守住底线。
回到屯里,陈卫国彻夜未眠。他重新修改方案,最终划定了屯子东头一百亩相对平整、受灾较轻的地块作为“高产示范田”,明确以引进的高产杂交品种为主。但同时,他坚持在示范田边缘预留出对照带和缓冲带,种植本地老品种,并设计了详细的施肥灌溉方案,尽量减少对土壤的掠夺性消耗,还加入了秸秆还田、绿肥轮作等养地措施。此外,他请求将老河套试验田及周边区域明确排除在示范范围之外,作为老种子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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