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的第四站,回到了城区,但并非核心地带的城关街道,而是位于老城区与城乡结合部交界地带的翟康街道。
这里既有成片的老旧居民区、历史遗留的厂矿宿舍,也有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和零散的工业园区,社会结构复杂,新旧矛盾交织,是城市更新和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区域。
车队驶入翟康街道辖区,裴文辉透过车窗观察着街景。
与城关街道的整齐现代不同,这里的建筑风貌差异巨大:
一边是墙皮剥落、电线杂乱的老旧楼宇,另一边则是崭新的高层住宅和商业体;道路时而宽敞时而狭窄,沿街店铺业态混杂,人流车流密集,显得有些混乱而充满活力。
翟康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建军、办事处主任赵东升等人在办事处门口迎接。
刘建军年近五十,是从社区书记一步步干上来的老街道,脸上带着常年处理琐碎事务留下的疲惫与坚韧,说话实在,不绕弯子。
赵东升则年轻一些,原先是区住建局的干部,思路活络,想干事。
调研座谈在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进行。
会议室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网格化管理示意图和重点项目推进表,直观地反映出这里工作的繁杂。
刘建军的汇报聚焦于“老、大、难”问题。
他详细介绍了辖区内存量巨大的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资金筹措难、居民意见统一难、施工协调难等困境;
讲述了历史遗留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如何牵扯大量精力;
汇报了在流动人口管理、市容环境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排除等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采取的措施。
他的汇报没有华丽的辞藻,充满了具体案例和数据,透着一股“压力山大”的实在感。
“江书记,各位领导,我们翟康街道,就是个‘矛盾窝’。”
刘建军苦笑着说:“老城区改造,动一动都是钱,都是矛盾;新小区入住,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跟不上,也是矛盾;流动人口多,管理服务难度大,还是矛盾。
我们街道干部,天天就像救火队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堵窟窿’、‘擦屁股’,想搞点长远发展,真是有心无力。”
办事处主任赵东升的补充汇报,则试图展现一些亮点和突破。
他重点汇报了在探索“片区更 模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利用闲置地块建设便民服务点等方面的尝试和初步成效。
但他也承认,这些探索规模小、碎片化,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且常常受到条块分割、政策壁垒的限制。
裴文辉注意到,江书记在听取汇报时,神情专注,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他询问的问题非常具体和深入,比如:某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不同楼层、不同年龄段的居民主要诉求差异是什么?协调过程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时,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企业收益?对于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除了登记办证,在就业帮扶、子女教育、社区融入方面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轮到区领导和部门发言时,涉及的部门更多,问题更杂。
住建局谈改造政策和资金瓶颈,民政局谈困难群体帮扶和社区治理,人社局谈就业服务,政法委谈社会稳定风险防控,城管局谈市容管理……每个部门都能从自身角度指出问题、提出要求,但如何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诉求中找到协同点、形成合力,显然是个更大的难题。
最后,江书记开始讲话。
他首先肯定了翟康街道干部在复杂局面下维持基本秩序、保障民生所做的艰苦努力。
“建军同志说的很形象,‘矛盾窝’。这说明翟康街道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是城市化进程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
他语气凝重:“处理这些问题,没有一招制胜的捷径,需要的是极大的耐心、精细的功夫和系统的思维。”
他转向刘建军和赵东升,问题直指治理能力的核心:“面对千头万绪的矛盾,是继续被动应付、零敲碎打,还是能够从中梳理出主线,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机制创新和资源整合,实现从‘管得住’向‘治得好’的转变?
老旧小区改造,除了争取上级资金,有没有更可持续的投入机制?社会治理,除了依靠行政力量,有没有更好地激发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居民自身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刘建军和赵东升认真听着,表情严肃。江书记继续说道:“‘讲转提促’,对翟康街道而言,重点要放在哪里?
我看,一是要‘转方式’,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治理、精细治理转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二是要‘提效能’,优化街道内设机构和运行机制,提升统筹协调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要‘促融合’,推动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实现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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