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三月的洛阳,春风已吹化了洛水最后的浮冰。
工部匠作司的院落里,两株老槐树抽出新芽。晨光透过雕花窗棂,照进存放匠籍册簿的库房。匠作司郎中杜衡站在一排排褪色的木架前,手中捧着一本墨迹尚新的册子,封面上写着《匠籍终录·开元三年》。
“大人,人都到齐了。”主事轻声提醒。
杜衡点头,捧着册子走向正堂。他今年四十二岁,出身工匠世家,祖父是泰始年间将作监的大匠。十岁起跟着父亲学制图,二十五岁通过明算科入仕,是匠籍子弟中少有的既懂技艺又通文墨的官员。此刻他的心情颇为复杂——今日,他将亲手为延续数百年的匠籍制度画上句号。
正堂里已经站了三十余人。左侧是八位须发花白的老匠户,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褐色短衣,手上老茧层层叠叠;右侧则是二十多个年轻人,年纪多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衣着各异,有的还带着书卷气。中间的木案上,摆放着三只樟木箱,箱盖敞开,露出里面堆积如山的黄册。
“诸位,”杜衡清了清嗓子,“依照陛下去年十月颁布的《匠籍改制诏》,凡匠籍在册者,可选择三条出路:一、保留匠籍,继续在官营作坊服役,按技艺等级领取月俸;二、脱离匠籍,以自由身受雇于官府或民间作坊,工价自议;三、彻底转籍,可参加科举、入官学,或从事他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今日是最后的选择之期。选择完毕后,匠籍名录将永久封存,送交史馆。自此之后,再无世袭匠籍之说,工匠子弟与士农工商四民子弟一样,可自由择业、参加科考。”
堂内鸦雀无声。春风穿过堂门,翻动案上几页散落的旧册,露出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注记。
“我先来吧。”左侧最年长的老者颤巍巍上前。他叫鲁安,今年七十三岁,鲁班后人,家中七代都是将作监的木作大匠。他的手因长年握凿而关节变形,走路时微微佝偻。
杜衡恭敬行礼:“鲁老请。”
鲁安没有看那本新册,而是走到左侧第一只木箱前,伸手抚摸着最上面一本册子的封皮。那册子封皮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麻纸,首页上用隶书写着“泰始三年匠籍录·木作”。
“我祖父的名字在这里。”鲁安枯瘦的手指轻点某处,“泰始三年,他四十二岁,主持修建太庙东廊。我父亲的名字在后面三页,元康六年,他改良了榫卯技法,使斗拱承重增三成。”他的手指缓缓下移,“这是我的名字,太安元年入籍,那年我十六岁。”
老人转过身,眼中泛着浑浊的光:“杜郎中,老朽选第一条路。我这一双手,除了凿子刨子,拿不了别的。匠籍除了,我这身本事还在。只要朝廷还需要有人做木工活计,我就还在将作监。”
杜衡郑重地在新册上记下:“鲁安,木作大匠,留籍。”
他身后的几个老匠户纷纷上前,都做了同样的选择。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八岁,一生的记忆、技艺、荣辱,都与那个“匠”字绑在一起。匠籍对他们而言不是枷锁,而是身份。
轮到年轻人时,气氛开始变化。
第一个上前的少年叫周昀,十九岁,祖传金作工匠。他的父亲三年前因冶炼事故去世,家中只剩老母。周昀从十二岁起就在少府监的冶坊帮工,但私下里一直在官学旁听,去年甚至偷偷参加了州学的入学试,成绩中等。
“我……”周昀咬着嘴唇,双手攥紧衣角,“我想选第三条路。我娘眼睛坏了,做不了细工。我想进官学,将来若能考个明算科,哪怕只做个小吏,月俸也够奉养母亲。”
堂内一阵轻微的骚动。几个老匠户摇头叹息,却无人出声指责。
杜衡温和地问:“你可想清楚了?一旦脱籍,便不能再享受匠户的月粮补贴。官学束修虽已减免,但笔墨纸砚、衣食住行皆需自理。”
“我想清楚了。”周昀抬起头,眼中闪着光,“去年冬,我在西市书肆帮工抄书,见到新印的《算术九章》注解本,才卖二百文。若是三年前,这样的书至少要二两银子。我能买得起书,就能读书。”
杜衡在新册上记下:“周昀,金作匠户,脱籍转业。”写完,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青布小袋:“这是陛下特旨拨给脱籍工匠子弟的助学银,每人五两。拿去吧。”
周昀怔住,接过钱袋时双手发抖,深深一揖到底。
接下来的选择呈现明显分野。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七成都选择了脱籍或转业。有的想参加科举,有的打算去新式官营作坊做雇工——那里按件计酬,手艺好的月入可比匠籍时高出数倍。只有少数几个已学成精湛技艺、在作坊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年轻工匠,选择了留籍。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郑棠的姑娘。她是匠籍中少有的女性匠人,今年二十二岁,祖传织锦技艺。按旧制,女子不入匠籍,但可随父兄在作坊帮工。郑棠的父亲三年前病逝,家中无男丁,她以女子之身撑起了家里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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