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落地的时候天刚亮,机场外一片雾蒙蒙的。我拖着行李直接上了项目组派来的车,老陈已经在车上等我。
他递了杯热咖啡过来,我没接,先问了一句:“他们今天开工了吗?”
老陈摇头,“没动。施工队在等通知,对方CEO发消息说要等你到了再定。”
我嗯了一声,打开手机看了眼邮件。过去七天的所有往来记录我都背了一遍,现在只想听真人说话。
车子开进项目基地大门时,对方团队已经站在办公楼前等着了。为首的正是他们的项目经理阿杜,四十多岁,穿着工装裤,手里还拎着安全帽。他看见我下车,立刻迎上来握手,笑容很实诚。
“李总辛苦了,昨晚听说你要来,我们特意准备了会议室。”
我说谢谢,但没松手里的行李箱。“我想先去工地看看。”
阿杜愣了一下,还是点头,“行,那边也安排人了。”
路上谁都没说话。工地比照片里大一圈,设备都停在原地,混凝土搅拌车空着罐子摆在边上。打地基的位置挖好了坑,但还没浇筑。
我蹲下来摸了摸土层,回头问阿杜:“你们觉得这事算不算开工?”
他挠头,“按我们这边的说法,人来了、机器进了、坑挖了,就是开工了。合同补签是后面的事,大家都熟,不会赖账。”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可我们那儿,没有签字就不能动第一铲土。”
“那不耽误事吗?”他皱眉,“等文件来回走完,黄花菜都凉了。”
“我们怕的不是耽误,是出问题没人认。”我说,“总部要审计,银行要查流程,少了白纸黑字,钱批不下来。”
他张了张嘴,没再反驳,只是叹了口气。
回到会议室时,我的人已经把资料摆好。我让他们先出去,只留老陈和翻译。五分钟后,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王教授,是我,李哲。还记得去年论坛上请教您文化差异那个问题吗?我现在就在现场,麻烦您帮个忙。”
电话那头笑了,“你是那个说‘规则压不过人情’的中国企业主吧?我记得。”
“我现在就是来求证这句话对不对。”我说,“对方真不是耍滑头,他们是真心觉得活干了就算数。”
“那你得明白一点,”他说,“在他们社会里,失信的代价不是赔钱,是被圈子踢出去。一顿饭、一次合影,都是公开承诺。”
“可我们不信这个。”我实话实说,“我们信的是扫描件和电子章。”
“所以你们需要一个中间点。”他说,“既别逼他们一夜变规矩,也别让自己掉进风险窟窿。”
我挂了电话,让老陈立刻联系这位王教授,请他今晚务必赶到。然后我对团队说:“从现在起,别再说他们‘不专业’。他们只是活得不一样。”
下午三点,王教授到了。他五十出头,穿夹克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我请他给双方讲一课。
会议室重新坐满。他没放PPT,就拿笔在白板上画了个圈。
“这个圈,是他们的信任系统。”他说,“人在圈里,一句话顶一纸合同。你在圈外,签十份也没用。现在你们两边都在圈里,但站的位置不同。”
中方团队有人举手,“那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把字签了?”
“不是‘让他们’。”王教授纠正,“是你得让他们觉得,签字不是防他,是帮他留个凭证。”
他转头问阿杜:“如果有一天别人质疑你做过这个项目,你怎么证明?”
阿杜想都没想,“找李总啊,我们合过影,吃过饭。”
“可万一李总离职了呢?公司换人了呢?”王教授又问,“你拿什么告诉新老板,这事是真的?”
阿杜沉默了。
“所以这份文件,”王教授看着他,“不是你不信李总,是你得保护你自己。”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晚上七点,我提议开个圆桌会,不设议程,只聊天。我先开口:“我不是来追责的。我就想知道,你们说‘一切顺利’的时候,到底以为我们收到了什么信号?”
阿杜喝了口茶,“我们给你发了照片,写了‘没问题’,还安排了施工队进场。这还不够清楚?”
“够清楚,但我们解读错了。”我说,“我们以为‘收到’等于‘待处理’,你们以为‘收到’等于‘已确认’。”
另一名当地主管插话:“我们以前跟欧洲公司合作,也是先干后签。他们最多事后补个说明函。”
“但他们也会补。”我接道,“而我们现在连扫描件都没有。”
老陈在边上补充:“我们内部流程卡在这里,后续资金没法批,不是不相信你们,是制度卡死。”
阿杜点点头,“我懂这种难处。就像我们要是不开工,本地工人第二天就会被别的项目抢走。”
“所以我们得找个两全的办法。”我说,“大事必须签字,小事可以灵活。”
我提出“双轨制”:涉及款项、责任划分、重大变更的,必须书面确认;日常进度、技术调整、材料调度这类,可以用会议纪要 邮件确认的方式简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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