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四年秋收的时候,新家峁打谷场上的麦垛堆得比了望塔还高。王石头带着人过秤,每称一担就吼一嗓子:“又一百斤——哎呦,这袋得有二百!”
苏婉儿抱着账本站在旁边,算盘打得噼啪响:“王大哥,你慢点吼,我这边记不过来。”
“记不过来也得记!”王石头笑得嘴咧到耳根,“二十五万斤啊婉儿姑娘!二十五万斤!老天爷,我王石头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粮!”
李健蹲在麦垛旁,抓起一把麦粒,颗粒饱满,沉甸甸的。他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用牙咬开——麦香混着泥土味,是丰收的味道。
“李兄弟,”王石头凑过来,“扣掉赋税三千斤,种子五千斤,口粮十二万斤,咱们还能剩九万五千斤存起来!九万五千斤啊!够咱们吃半年!”
李健吐出麦壳,笑了:“不止。水利修好了,明年产量还能涨。我估摸着,明年能到三十万斤。”
“三十万……”王石头咽了口唾沫,“那得盖多大的粮仓啊!”
丰收的喜悦在村里蔓延。但李健更关心的,是另一组数据——吴先生刚刚整理好的人口统计册。
“李盟主,您看。”吴先生把册子摊开在粮袋上,扶了扶眼镜——新换的琉璃镜片,李健托马老爷从西安府带回来的,看得清楚多了。
“截止九月底,新家峁联盟总人口三千八百七十三人。”吴先生指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其中,十六岁以下儿童二百四十二人,六十岁以上老人一百八十五人,青壮年一千六百四十六人。剩下的是妇女。”
“出生和死亡呢?”李健问。
“今年一至九月,出生五十八人,死亡二十一人。”吴先生翻到下一页,声音有些激动,“净增三十七人。李盟主,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在大明全境人口负增长的当下,咱们这儿,人口在正增长!”
他详细解释:死亡的二十一人里,老人十二个,都是七老八十,自然老死;病死的五个,都是旧疾——两个肺痨,一个心疾,两个陈年伤;意外死亡四个:两个修屋顶摔伤,一个夏天在河边溺水,一个被毒蛇咬。没有婴儿夭折,没有产妇死亡,也没有瘟疫死亡。
会议室里,所有委员都沉默了。连一向爱说笑的李大嘴都张着嘴,说不出话。
“这……这真是咱们这儿?”钱老倔声音发颤,“我老家那个村子,去年一年死了三成人,一半饿死,一半病死。新生娃?就两个,还都夭折了。”
“是真的。”吴先生把册子传给大家看,“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记录,谁家生了,谁家死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苏夫人每天更新,错不了。”
李健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数据会好看,但没想到这么好。在明末的陕北,一个三千多人的社区,九个月只死了二十一人,而且大多是自然死亡——这放在前世,也是低死亡率。更别提五十八个新生儿全部存活,产妇零死亡。
外面是什么景象?李大嘴的情报员昨天刚带回消息:绥德县城外有个“万人坑”,不是埋战死的,是埋饿死的。今年前九个月,绥德县死了八千多人——饿死三千,病死三千,战乱死两千。新生儿?县衙的户房书吏说:“生什么生?怀了都流掉,生下来也养不活。”
“咱们这儿……真是天堂了。”赵木匠喃喃道,眼眶红了,“我爹是饿死的,我娘是病死的,我大哥是逃荒路上被官兵砍死的。要是他们能活到现在……”
“不是天堂。”李健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清晰,“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有饭吃——咱们开荒种地,修水利,施肥料;有衣穿——咱们种棉织布;有房住——咱们烧砖建房;有病能医——咱们建医院,培训医生;有接生员保母婴平安——秀兰她们日夜学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外面都没有,咱们有。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咱们一锹一镐干出来的。”
他说的是事实。新家峁的“奇迹”,是无数个“小事”堆积起来的:
粮食自给有余——没人饿死,连老人孩子都能吃饱。
住房改善——砖房保暖防潮,冬天不生炉子也不冷,减少肺炎、风湿。
公共卫生系统——厕所、排水沟、垃圾处理,减少痢疾、疟疾。
基本医疗点——六个健康堂,小病及时治,大病送总院。
接生技术改进——二十个接生员,五十八个新生儿全部存活。
相对安全的环境——围墙、民兵、哨塔,今年击退三次土匪骚扰,零死亡。
还有一样看不见但重要的东西: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不会被饿死,不会被病死,孩子能长大,老人能善终。这种安全感,让人愿意生孩子,愿意好好活。
而外面,是另一番景象。李大嘴每天整理情报,写得自己都抑郁:
延安府粮价涨到一石十五两银子——一个七品知县年俸才四十五两。百姓卖儿卖女,易子而食。有个村子饿疯了,把过路的流民杀了吃肉,被发现时锅里还煮着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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